铁血长歌的大汉舞台上，会有人记得有匹小小驿马曾经走过

抖音推荐 2025年11月09日 12:25 4 admin

提起大汉，人们脑海中会想起长安的博大，洛阳的繁华，会想往边塞的猎猎长风，西域的金戈铁马，有辞赋所歌咏的文治，有玉门所见证的武功，有豪迈的帝王，也有不羁的游侠，这些吉光片羽的印象，构成了世人对大汉的想象，但如果从漫长的四百年岁月中抽取几个瞬间的切片，你会看到想象中雄浑博大的大汉所未见的光景，你会看到终日劳作的庶民在荒年如何不顾妻子，执剑而去；你会看到辛劳的工匠，将自己的手印摁在精美画像砖上，万千的砖石建成了帝王的陵墓，但自己最终却只得裹席藁葬的片土；你会看到年迈的戍卒在寒夜烽燧中为家中妻儿写下殷切思念的书信，但那书信寄往的地方，却已松柏冢累累。

无数的瞬间，无穷的人们，行走在大汉四百年的岁月中，生生死死，霸占史书的敕文诰命的缝隙里，总能留下匹夫匹妇的辗转呻吟，生于后世的我们，回顾往昔，犹如汉赋中所言：“传闻于未闻之者，曾仿佛其若梦，未一隅之能睹”。

“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仅仅是四百年里的十三个瞬间而已。

岁月湮没了太多的瞬间，就像黄沙掩盖了太多的足迹。当你站在这片西北荒漠的黄沙之中时，你或许不会想到，两千年前，有一行人马的足迹从这里出发西行，去迎接从西域远道而来的贵宾。

而这所谓的贵宾，是两匹马。

“元平元年十一月己酉，□□□诏使甘□□迎天马敦煌郡，为驾一乘传，载奴一人。御史大夫广明下右扶风，以次为驾，当舍传舍，如律令。”

这枚在敦煌悬泉置驿站遗址发现的流沙坠简，记录下了公元前74年12月28日那天，从悬泉置出发的汉使到敦煌郡迎接天马的历史。天马，这个名字在今天总能引起壮阔雄浑的想象，就像汉武帝在《天马歌》中歌咏的那样：

太一贡兮天马下，

沾赤汗兮沫流赭。

骋容与兮跇万里，

今安匹兮龙为友。

大汉天子逸兴遄飞的辞句，赋予了自西极远道而来的天马以最神逸旷远的姿态，这种让天子为之心驰神往的天马来自大宛，根据《史记》的描述，大宛在大汉的正西，去汉可万里。昔日张骞出使西域历经万险终于归国后，向汉武帝形容了大宛国的这种宝马，来自遥远异域的声音在长安宏丽堂皇的殿堂中回荡，拨动着深居宫禁之中帝王的心弦，他深知这是他永远舍弃紧握的皇权才能抵达的远方，但他可以让脚下万千臣民背井离乡，前往绝域去满足自己内心不可自拔的嗜欲。

起先，是百余人组成的使团，带着一匹黄金铸造的金马前往万里之外的大宛，以重礼求取天马。在遭到了拒绝后，便是数万人的军队，长途跋涉的西征，企图用武力来夺取这天子梦寐以求的神骏。终于，在三年后，由外戚李广利率领的大军终于奏凯而还，那张骞口中描述的天马，终于活生生地出现在帝都长安的街市之上，出现在帝王贪婪而兴奋的目光中。

鎏金铜马，茂陵博物馆藏。

大汉天子慷慨激昂的歌咏，庙堂臣僚山呼雷鸣的称颂，响彻了以长乐未央命名的宫殿，巍峨的宫墙，成功地阻隔了外面的哭泣与悲鸣，那是年迈的父母在哭泣自己的儿子，是妻子在哭泣自己的丈夫，是儿子在哭泣自己的父亲，是亲友在哭泣自己的兄弟，也是战士在哭泣自己的同袍——为获取天马出征的三万骑兵与六万步兵，当返回玉门关时，仅剩一万余人。出关的三万马匹，也仅剩一千余匹。

玉门关内，敦煌悬泉置驿站里的黄沙，会见证这惨烈的凯旋，也会听到这哀泣和悲鸣，它们会看到导致他们死亡的，将帅的贪暴和官吏的欺凌是如何枉送了这万千性命。但这黄沙却永远无法飞到千里外的长安，因为获得了天马宝骏的大汉天子已经下旨，“天子为万里而伐，不录其过”。当然，无论是当时还是如今，都不乏为这场以天马为名的西征辩护之人，他们会说汉武帝雄韬远略，天马只是个名义，他真正想要的是通过远征振大汉之声威，是为了从匈奴手下获得西域的控制权，是为了打通西域促进文化交流。中国式的辩证法总能找到颠倒是非善恶的办法，所谓的远见就是其中之一。而远见之所以是远见，就是因为它离现实太远，所以总能获得那些只看得到现实的短浅目光之外的胜利。

但对两千年前悬泉置的那些喂养马匹的士卒来说，他们所见的只有眼前的现实，或许，在公元前74年12月28日那天，跟着使者队列前往敦煌迎接西域天马的士卒回到驿站时，会向他的同袍讲述那天马的英姿，或许天马也曾在这座驿站驻留，与那些驿站中注定要在驿道上奔波劳碌的驿马站在一起，它们擦身而过，然后走向不同的命运。天马要去的地方，是驿马永远无法抵达的长安。

但历史总有它独特的意志，对天马的英姿，后世总是充满了想象，争执不休。但对悬泉置中的普通驿马，历史却留下了它们的足迹，在悬泉置遗址出土的《传马名籍》中，我们看到了昔日驿马的形象：

“传马一匹，騧，乘，左剽，齿八岁，高五尺九寸半，骖，名曰黄爵。”

我们会看到千年黄沙中，有一匹名叫黄爵（雀）的驿马留下了它的身影，它是一匹黑嘴黄马，牙口八岁，它的左边打上了驿马的烙印，身高1.37米——后面这一点说明，尽管距离天马进入玉门关已经过去了三十年，但天马高大雄壮的血脉从未融入过这些驿马平凡的身躯。

陶马，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但它们留下了自己的身影，哪怕仅仅是一个瞬间。

本文内容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11月7日专题《大汉的十三个瞬间》B04-05版。

B01「主题」大汉的十三个瞬间

B02-B03「主题」西汉的七个瞬间

B04-B05「主题」东汉的六个瞬间

B06-B07「主题」乐观但不天真，悲观绝不肤浅

B08「中文学术文摘」法学方法论与叙事理论

作者 | 谌旭彬

尊号

汉五年（前202）二月甲午日，刘邦接受诸侯王及群臣所上尊号，于汜水北岸即皇帝位。参与仪式者，包括诸侯王、军功列侯等共计三百余人。这是中国第二个帝制王朝“汉”正式诞生的日子。事后来看，无论如何都是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天。遗憾的是，史料中竟未能留下关于登基仪式的任何具体细节。

好在诸侯王与军功列侯推举刘邦为皇帝的疏文，仍留存在《汉书》当中。该疏文由以楚王韩信为首的众诸侯王领衔，内容不过百余字，简洁明快，陈述了刘邦可称“皇帝”的两项理由。一是刘邦在众诸侯王中“功”最多。这个“功”指的是灭秦与灭项羽，即“灭乱秦，威动海内”和“自汉中行威德，诛不义”。二是刘邦的“德”最厚。这个“德”指恢复诸侯与封赏功臣，即“存亡定危，救败继绝”与“功臣皆受地食邑”。据此，众人认为“王”不足以区分刘邦与众诸侯王，敦请其使用“皇帝”尊号。

山东临淄山王庄村西汉墓出土的兵马俑。西汉初期的军功集团掌握着大量兵马，足以与皇权达成权力上的制衡。黑敀摄

众所周知，“皇帝”一词始于赵政。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赵政消灭东方六国后，命群臣另议尊号以匹配自己的丰功伟绩。王绾、冯劫、李斯等秦臣阿谀奉承，赞颂赵政已超越上古五帝，不但“王”已不够资格，“帝”也会辱没其伟大，惟“皇”勉强可用，且须是最尊贵的“泰皇”。赵政对“泰皇”并不满意，遂独断自称“皇帝”。皇者大也，所谓皇帝，便是指帝中最伟大者。相形之下，刘邦的“皇帝”却要逊色许多——虽然都有功业层面的比较，赵政的比较对象是传说中的上古五帝，刘邦的比较对象只是同时代一起打天下的诸侯王。赵政的比较结论是古往今来唯我独大唯我独尊；刘邦的比较结论止于“功”与“德”相对其他诸侯王更多一些。可见赵政自称皇帝是绝对皇权在贯彻自我意志，刘邦被推举为皇帝彰显的却只是一种相对皇权。

尤为重要的是，韩信等诸侯王领衔的推举疏文里，竟无一字提到刘邦做皇帝是“天意所归”。后世熟知的那些关于西汉建国的神话故事，如赤帝子斩白帝子、芒砀山有天子气等，疏文里全然无载。这自然是因为众人知根知底，不觉得谁比谁天然高贵，且汉帝国乃众人合力浴血厮杀所得，非是刘邦的个人产业。刘邦做皇帝，其他人或为诸侯王，或为列侯，不过是按功劳与实力排序并瓜分胜利蛋糕。这种建国逻辑简单粗暴，本也不需要神话故事来渲染。刘邦去世后，吕后因“诸将故与帝为编户民，北面为臣，心常鞅鞅”而忧心忡忡，也是缘于这种简单粗暴的逻辑。吕后去世后，军功列侯发动诛吕政变，则意味着这种逻辑已严重失衡。

“告讦之俗易”

文帝二年（前178）五月，汉帝国自朝廷至地方郡国的各级官府，集体收到了一道来自长安的诏书。诏书说：

“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也。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民或祝诅上，以相约而后相谩，吏以为大逆，其有他言，吏又以为诽谤。此细民之愚，无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听治。”

诏书中“民或祝诅上，以相约而后相谩”一句如何解释，目前还存在一些争议。有意见认为指皇帝与百姓有约定（相约结）然后又言而无信（相谩）的情况下，百姓用巫蛊之术诅咒皇帝。也有意见认为指百姓结伙（相约结）用巫蛊之术诅咒皇帝，后来又互相攻击告发（相谩）。不过，争议不影响对诏书整体精神的理解。皇帝说得很明白：古人治理天下，设置进善之旌与诽谤之木，鼓励给朝廷提建议，也鼓励批评官府。本朝律法里却设置诽谤妖言之罪，让朝臣不敢说真话，让皇帝没机会听到真意见，故必须废除。百姓用巫术诅咒皇帝，用言语批评官府，说些刺耳的话，从前会被定为大逆或诽谤之罪，自诏书发布之日起，也不再追究。

《从刘邦到王莽》

作者：谌旭彬

版本：广东人民出版社

2025年3月

颁布这样一份诏书，目的不仅仅是减少文字狱，也是在打击当时泛滥成灾的举报告密之风。

自商鞅变法以公权力强迫底层百姓彼此监视、互相举报，告密就成了传统政治中极常规的统治手段。商鞅死后，这种手段被秦国忠实继承了下来。按睡虎地出土秦简中秦律的规定，不独邻里之间，连同床共枕的夫妻也负有告密举报的义务。比如丈夫行盗，其妻知情并共享所盗之物，须同罪论处。唯有丈夫犯罪后，妻子于案发前主动告密举报，才能保证自己的嫁妆不被没收。西汉建国后，同样继承了这套统治术，萧何以“约法三章”不足以御奸为由，“采摭秦法……作律九章”，其中便有鼓励举报的内容。可以说，直到文帝执政初期，汉帝国仍在以告密治国。

下诏废除诽谤妖言之罪，连以巫蛊之术诅咒皇帝都不再追究，显而易见可以大幅减少告密举报的名目。与之配套的另一项新政策是“罪疑者予民”，大意相当于今人所谓的疑点利益归于被告。这种司法审判原则也是从制度上弱化告密举报的良策。举报者、审查他人思想言论者的常规手段，无非是捕风捉影、割裂情境与翻查旧账。疑点利益归于举报者，强迫被举报者自证清白，举报的成功率自然很高，举报之风必然大盛；反之，若疑点利益归于被举报者，举报成功率自会断崖式下跌。当告密者再无法轻易举报成功然后自官府获得好处时，便会悻悻然收起其阴毒的视线，回归茫茫人海成为贤愚难分的普通人。

这些新政策让汉帝国在文帝统治时期有限脱离了告密型社会，史称“告讦之俗易”。百姓们短暂获得了二三十年较为宽松的生存环境。

“徙陵”

元朔二年（前127年）夏天，汉帝国地方郡国的中产之家猝不及防遭遇了一场灭顶之灾。

主父偃某日给汉武帝刘彻出了个主意：“茂陵初立，天下豪桀兼并之家，乱众民，皆可徙茂陵，内实京师，外销奸猾，此所谓不诛而害除。”随后，刘彻下诏“徙郡国豪杰及訾三百万以上于茂陵”。地方郡国里有名气的豪杰、家产超三百万的富户，被朝廷集体搜寻出来，强制迁往修筑中的茂陵。

在西汉，这种做法有个专门的名词，叫作“徙陵”。

刘彻统治时期，黄老无为的理念已成为过去，朝廷转而追求对民众更严格的控制与更高效率的汲取。一切可能影响到这种追求的有组织力量，都被列入了拔除之列。在长安中央，淮南王刘安因“阴结宾客”而被纳入到了谋反大案之中；魏其侯窦婴与武安侯田蚡亦因“厚宾客，天子常切齿”（卫青之语）而败亡。在地方郡国，则主要依赖徙陵这种制度化手段，去消灭那些有资产、有声望、有组织能力者。

除元朔二年这次外，刘彻还于太始元年（前96）再次启动徙陵，间隔只有短短三十年。这或许是因为刘彻已经意识到三十年时间足以让民间发育出一批新的有组织能力之人，故有必要每隔二三十年便徙陵一回。

汉阙上的车马行从图。谢阁兰摄，1914年。

刘彻死后，以徙陵这种制度化手段来消灭有组织能力者的政策仍在继续。

如宣帝在本始元年（前73）“募郡国吏民訾百万以上徙平陵”，又于元康元年（前65）“徙丞相、将军、列侯、吏二千石訾百万者杜陵”。直到元帝即位，才于永光四年（前40）下诏废止徙陵政策，承认这项暴政违背了“安土重迁”“骨肉相附”的基本人性，让百姓“远弃先祖坟墓，破业失产，亲戚别离”不人道。

成帝统治时期虽曾短暂恢复徙陵，好在只持续了短短三年时间。班固后来在《汉书》中说，西汉哀帝、平帝年间，“郡国处处有豪杰”。郡国豪杰再现，与徙陵这种统治术的废止有极大关系。

生子不举

初元五年（前44）秋冬某日，御史大夫贡禹上奏元帝，建议朝廷将针对儿童收取的“口钱”，自三岁征收提高到七岁征收。贡禹说：

“古民亡赋算口钱，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赋于民，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故民重困，至于生子辄杀，甚可悲痛。宜令儿七岁去齿乃出口钱，年二十乃算。”

贡禹生于元朔五年（前124），至初元五年恰好八十岁。他于该年六月被元帝提拔为御史大夫，至十二月去世，仅在任半年。大约是自觉人生已走到尽头，儒家经学教育出身的贡禹希望能为汉帝国百姓多做点事情，于是“数言得失，书数十上”。其中最重要的上书，便是请求推迟征收口钱。

口钱是针对儿童的人头税，其在西汉出现的具体时间不是很确定，或许刘彻即位之前便已存在。汉民获取金钱很困难，口钱本就是很沉重的负担。刘彻为满足其频繁征伐的欲望，出台政策要求孩子仅满三岁便须缴纳口钱，更是苛政。百姓们交不起口钱，又无法对抗官府，为了自己能够活下去，便只好“生子辄杀”，将刚生下来的孩子杀掉。贡禹在刘彻时代生活了三十七个年头，是天下户口减半惨剧的亲历者。“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的暴政将百姓逼至“生子辄杀”的地步，可以说是他的亲身见闻。

贡禹的上书还蕴含着一种提示：“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这项暴政并未随着刘彻死亡而消失，反而一直延续到了元帝时代。所以贡禹才会给元帝提建议，希望朝廷将征收口钱的年龄标准从三岁提升到七岁。元帝采纳了贡禹的建议。不过，仅将口钱的征收年龄从三岁提高到七岁，只是稍有改善，并不足以全面扭转那些无名之子的命运。西汉中后期，百姓因人头税沉重而生子辄杀、生子不举的记载仍很常见。但贡禹的上书仍有其不可磨灭的价值。如果没有这道上书，或者这道上书没有被《汉书》保存下来，那些一出生就要被父母亲手杀死的无名孩童，便会消失在历史深处，难以留下半点痕迹。后人能够记住的，便只有帝王将相们的雄才大略。

“虽远必诛”

建昭三年（前36）冬天，长安城陷入到了一种空前奇特的情绪当中。有些人异常兴奋，另一些人则忧心忡忡。

引发情绪对立的原因，是匈奴郅支单于的头颅被传送至京师，正悬挂在蛮夷居住区的邸门之上。斩杀郅支单于的功臣是护西域骑都尉甘延寿与副校尉陈汤。元帝朝，汉帝国西部边境整体平静，但对西域的影响力已衰。与康居王联姻的匈奴郅支单于，是西域相对较强的政治势力。陈汤随甘延寿出使西域期间，欲联合乌孙国兵力以突袭战术攻击郅支单于。甘延寿同意其主张，但认为开启战事须得到朝廷批准。陈汤遂趁甘延寿生病之机矫制发兵，并胁迫甘一同行动。此役，陈汤合汉兵、西域各国兵共计四万余人，攻破了郅支单于根据地，斩杀了包括郅支单于在内的诸多匈奴贵族。

通往玉门关小方盘城遗址的路上到处插满了汉字旗。李夏恩摄

捷报传至长安后，朝廷内部陷入了激烈论战，兴奋与忧惧两种对立情绪也随之蔓延开来。兴奋者认为陈汤等人的行动让汉帝国扬眉吐气，应大张旗鼓予以褒奖和宣传，以“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忧惧者则认为矫制发兵的做法不可鼓励，更不可重赏。理由是重赏之例一开，奉使之人为博取功名必纷纷效仿。这些人频繁“生事于蛮夷”，等同于是在给国家招灾。丞相匡衡、御史大夫李延寿等儒臣强烈反对将郅支单于悬首示众，还主张追究陈汤的矫制发兵之罪。元帝罕见地没有采纳这些意见，做出了将郅支单于悬首示众十天、对陈汤等人论大功者不录小过的裁决。由此可见鲜少有皇帝不喜欢耀武扬威，好儒的元帝也难例外。

不过，因为儒臣们的坚持，对陈汤等人的封赏还是打了折扣，且延迟到竟宁元年（前33）夏天才落定。甘延寿获封列侯，陈汤获封关内侯。原计划各赐邑千户，缩水为各赐邑三百户。此时，距陈汤击破匈奴已过去两年有余，且稍后元帝便去世了。直到去世前夕，元帝才乾纲独断下旨将对陈汤等人的封赏落实下来，可见朝堂之上的反对力量实在强大。

匡衡等儒臣之所以在“虽远必诛”一事上与元帝来回拉锯两年之久，主要驱动力是对刘彻时代穷兵黩武历史教训的深刻恐惧。陈汤们想要立功封侯，匡衡们忧虑历史卷土重来。这忧虑由来已久。宣帝时冯奉世出使大宛，矫制发汉兵及西域各国兵一万五千人，击破倒向匈奴的莎车国，将莎车王人头传送至长安。宣帝有意对冯“加爵土之赏”，时任少府萧望之便坚决反对，理由与匡衡等人反对封赏陈汤高度一致。

经历了天下户口减半的惨剧后，朝野上下对任何轻启战争的行为都深怀警惕，哪怕这些冒险有可能获得胜利。

黄雾四塞

成帝建始元年（前32）四月壬寅日早晨，所有长安百姓都被一场巨大的沙尘暴困在了家中。史书后来如此记载这一天：“大风从西北起，云气赤黄，四塞天下，终日夜下著地者黄土尘也。”

这些沙尘暴，来自生态已遭到严重破坏的黄土高原。刘彻时期，朝廷屡次大规模往黄土高原强制移民。如元朔二年卫青收复河南地后，“募民徙朔方十万口”；元狩三年迁徙贫民至关西，充实“朔方以南新秦中”的百姓达七十余万口；元鼎六年在上郡、朔方、西河、河西等郡开垦田地，又强制迁徙“卒六十万人”。仅这三次便往黄河中上游地区迁徙了150万人口。可以想见，随着大量耕地以火烧的方式开垦出来，原有的森林草原将遭到破坏。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在研究西汉中后期黄河水灾频发问题时，便将主因直指刘彻时代：

“西汉一代，尤其是武帝以后，黄河下游的决徙之患越闹越凶，正好与这一带（指黄河中上游）的垦田迅速开辟，人口迅速增加相对应；也就是说，这一带的变牧为农，其代价是下游数以千万计的人民遭受了百数十年之久的严重水灾。”

违背自然规律大规模向黄土高原移民，既导致黄河中上游蓄水能力大减，大量泥沙进入了黄河，河患随之加剧，也导致沙尘暴经常光顾长安城。这些水灾和沙尘暴在成帝统治时期进入高发期，又与当时流行的基于天人感应思想的“灾异学说”结合到了一起。几乎每一次洪水、每一场沙尘暴，都会演变成朝堂之上的政治斗争。应该由谁来为这些天灾承担政治责任，成了各派系学者唇枪舌剑的重要命题。于是，支持皇权的学者，将建始元年四月壬寅日的这场巨大沙尘暴，解释成了阴气太盛侵了阳气，指责王氏外戚的权势盖过了皇帝。与王氏关系密切的学者，则将之解释为上天对成帝没有子嗣发出警告，将锅甩给了皇帝。

天灾是真，灾异学说却牵强附会毫无逻辑可言。后者的畸形繁盛，遮蔽了灾害真正的历史成因，也破坏了对真人祸的反思。当灾异学说愈演愈烈至极端处，便有了汉哀帝承认汉帝国气数已尽、改元更号再受命自称“陈圣刘太平皇帝”的闹剧，也给了王莽操弄祥瑞代汉自立的绝佳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