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烈士赵一曼儿子写信讽刺毛主席，主席看后只回复了6个字

抖音推荐 2025年09月21日 19:01 15 admin

1960年，陈掖贤写信批评了“大跃进”时期的“公私不分”，居然没有被追究，毛主席只一句：“算了，不追究了。”不是没人认识陈掖贤，他是烈士赵一曼的儿子，他的母亲曾用生命书写过民族的敬意，说这出身尴尬，没人敢反驳。可他到底为什么要那样做？之后日子怎么样了？许多人只觉得离奇。这个故事要真说起来，比电影还复杂。

陈掖贤其实名字里“宁儿”是纪念列宁。算不上多罕见的取名法，但那年1929年，母亲赵一曼在湖北宜昌生下他，她的信仰和时代气息混杂一块，正是“苏联”弄潮儿的劲头。可这种火热转瞬即冷。孩子不到一岁，母子两地天涯了。谁家的骨肉被战争撕碎会不心痛？赵一曼还是去了东北，投身抗战。不带走孩子，托付兄长。她给自己换了名字，以后世人只看到她是“赵一曼”。个中滋味，没人真懂吧！

陈掖贤在湖北，寄居大伯家。边长大，边体会寄人篱下的拘束。他自己记不太清母亲长什么样了。等赵一曼被日军抓住，为守口被杀时，陈掖贤也才七岁。那时他还蒙在鼓里，六年后才从父亲那儿得知母亲尸骨无存。甚至和父亲陈达邦，直到1942年才第一次见面。短暂相逢并没带来多少温情，父子终究像陌生人多些。后来，各有各的生活，父亲忙革命，孩子一个人待着。

有意思的是，陈掖贤知道自己母亲是赵一曼，竟是1956年，看了一部叫《赵一曼》的电影。他忽然成了烈士之子，身份和情绪都变了。这种由低微到荣耀的转变，来的又突兀又真实。陈掖贤开始自我加压，立志学母亲。他以此为傲，也在苦苦思考什么叫“革命精神”？看似坚强，其实对世界满是疑问。

许多烈士子女尝试低调过日子，陈掖贤却没那天分。他出身特别，命运又偏偏爱开玩笑，本来可以随波逐流，他偏不这样。他1958年大学毕业留校做老师，工资低，还挑食，面对北京特殊年代的物价，生活困苦。他和普通人没本质区别。他父亲离高层比较近，政协里工作，有特供福利。一顿饭改变了一切。

那天父亲硬拉着他去政协食堂。桌子上是肉是菜，外头人吃不上饭，这里却丰富的吓人。陈达邦自己夹菜，还劝儿子别客气。陈掖贤也确实没客气。可吃完饭，他就后悔了。罪恶感，不知从哪冒出来的——大伙苦成啥样，凭什么我能享受？母亲要知道了，会怎么看？只要安静下来，脑子全是那些浮现的画面。想问，没人能给出说明白的答案。领导只是空话带过。

日子一天天过去，思考也没停下来。陈掖贤愈发焦虑。有些道理，越想越糟心。他写信直问毛主席，把问题抛到国家最高处。他不是不知道风险。可他相信自己有理由，烈士的儿子，说话就得直。

信很快摆在毛主席案头。据说内容颇多尖刻，甚至用了古诗嘲讽现实。不管对错，这件事本身就够胆大的。当时管控很严，这样的信被发现大概率走霉运。毛主席先是皱了眉，读完信后状况变幻。等秘书通报“写信者乃赵一曼之子”，气氛静止了一瞬。

毛主席在许多重大关头，都展现过一种超乎寻常的包容和分寸。这件事上，他没有追问责罚。陈掖贤最终没有遭到任何处罚，就凭主席一句“算了，不追究了”。算了？不追究？彼时人心浮躁，批斗风尚正浓，这样的处理简直匪夷所思。有人觉得这样处理不公，烈士之子是不是有特权？有人又说，主席其实颇有远见。两个看法，换我也拿不准。

事实上，宽容只是表面，背后是承认“现实并非完美”，也是对伤痛的接纳。毛主席可能懂得，陈掖贤的问题不是独有的，他只是用自己的方式把广大人的情绪表达出来罢了。风头过去，陈掖贤孤僻的个性并未变，有些倔强反而加深。他常言不合时宜，其实骨子里是没法适应环境。他因为激烈直率屡屡惹祸。工作上被批评中过几次，据说还因此被调动岗位。生活也开不了窍，婚姻失败了，两女儿托人养活，从未有完整家庭感。父亲1966年过世，让他彻底陷进郁结。

到1982年冬，陈掖贤自尽时，他才五十三岁。别说别人，陈掖贤最后也未必看明白自己为何如此纠结。他留下遗书和那封旧信，都成了研究历史时可感可叹的注脚。那些年中国社会的变迁，在一个普通烈士子弟身上形成浓缩。甚至，我都觉得，或许“算了，不追究了”这句话里才藏着最深刻的东西。不想让这件事再起波澜，也是准确选择吧。

时代风暴中每个人都摇晃不止。陈掖贤的彷徨、质疑、甚至自我否定都在折射大势的转折。看起来他受宠又孤独，既执着又无依，像个矛盾体。可其实，这类“问题孩子”当下也不少见。如今网络上依旧有人质问不公。只不过他们的方式变了。正义，有时溢于言表，有时哑然无声。谁说激烈的抗议就是错的？也许错在于不合时宜吧？可历史轮回多年之后再回头，谁能笃定信念一定没变？

有人说，烈士子女就该更坚强些，但你不在那个处境，你不知道难承受的是什么。有资料显示，中国烈士子女心理问题比例高于同龄人不少。更别说陈掖贤这样，从小丧母无根无依，处事古怪也很正常。

再一想，毛主席敢于说“算了”，其实不是放任，也不是软弱，而是对特殊历史节点的自省。某种意义上，这种容忍比批评来得珍贵。也许换个时机，换个人，结局完全不一样吧？可如果连烈士后代都不能说几句真心话，这社会是不是就真的完了？

讽刺其实很脆弱，有些批评并不代表对立。在那个大时代，忠诚和质疑常常长在一起。陈掖贤信里的讽刺，或许只是一种非理性的希望，想让社会更好。他自己非常矛盾，有时觉得这样没错，有时又后悔。人性本就如此，太过精致和统一未免有点假。

当然，细看之后，也有人不同意我的想法，这也没什么。事实不止一面。讽刺信里有刺，但背后是对民族复苏之路的忧虑和热望。毛主席宽容，是胸怀，也是无奈。批判和包容之间，后来人很难权衡。以至于现在，我们还能有人记起这个故事。或许，这一切正是历史为什么常常给人迷茫又醒目的原因吧。

结尾说来也没什么大道理，这时代里谁都得过自己的关，陈掖贤是烈士遗孤，也不过是寻常一个质疑的人罢了。至于那封信，有人说，这是忤逆，有人说是清醒。我自己也搞不清，到底谁更该被理解。但总归——当事人的故往，还是让它安静地留在岁月长河里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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