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汪东兴、吴德、陈永贵、陈锡联同时辞职，他们结局如何？

抖音热搜 2025年08月21日 21:59 1 admin

五张辞呈，从会场递到历史深处

1980年，北京的冬天比往年还冷一点，风跟往常一样恶狠狠地在胡同里打着转儿。但在中南海会议室的那天，空气里却分明飘着点儿别样的味道——有等待，有悬念，还有某种说不出口的紧张。你要说权力交替嘛，是常有的事，可碰上五位身居高位的人一起递辞呈，说句老实话，那可不多见。人都说官场如棋局，但下到这一步，谁能真的心静如水？

先聚焦那天会场。屋里坐满了人，有的背早就汗透了短衫；有的低头装模作样记着笔记，眼神却始终瞟着主席台。谁都知道今天要选新班子，风向快要变了。可会议还没完，忽然一下子，五个人前后脚，像是商量好的似的，都走到麦克风前，递上了自己的辞呈。手递过去那一刻，其实就像是把自己这一段生命里最浓墨重彩的篇章小心关上了。

我们还是一个个慢慢说起。第一个递上辞呈的汪东兴。说起来，老汪这辈子，真有点“无巧不成书”。他是江西弋阳人，年轻时在家乡打游击混饭吃。但谁能想到，他后来竟成了党中央的防护神，红色大管家。那时，中央有啥风吹草动，后院起火的事，都得靠汪东兴稳住。他做事细心，警觉得很，毛主席都依着他，搞警卫、管供应，每天面不改色心里有数，活脱脱的“幕后主心骨”。

抗战打完，老汪其实已经不再在前线厮杀。他一直守着内部安保——细致活，费神。出了点纰漏，后果都不是个人能兜得住的。最惊心动魄那一回，是1976年，毛主席的身后事刚了，他和华国锋一拍即合，把“四人帮”一举收拾停当。说句老实话，要不是他当时站出来，也不知国内局势会闹成啥样。等于说，他是关键时刻敢踩一脚刹车的人。

再后来，汪东兴得以安稳地坐上中央副主席的位子。但人嘛，终究会老。说白了，他对权力也没啥牵挂——干了一辈子大事，兜里命都掏空过几回了，到了岁数，也就想安生些。辞职那天，他回到北京新壁街家里院子里，翻翻老照片，有时还会把毛泽东选集抱在怀里当夜读。身边儿孙绕膝，老伴还真哄得住，人这一辈子嘛，有苦有甜。2015年秋天，老汪安静地走了，享年整整一百岁。算是善终。

轮到陈锡联。他出身湖北，跟老汪相比，更像镶在矛盾和战火里的军人。想当年，他带兵打仗一点不含糊，阳明堡战役、邯郸会战，不知多少兄弟在枪林弹雨上下了命。新中国头几年，他成了炮兵司令，还管过北京、沈阳，枪炮声没离过身。

陈锡联为人厚道，是那种土得掉渣的老干部。建国后他升官不久却始终没摆官谱。1977年，他当上了副总理。到了1980年，轮到自己退了，没半点不舍。离开大事岗位后，陈锡联在北京新街口的四合院住下。说起来，老陈最大乐趣，居然没离不开河边儿，一有空就叫人去钓鱼。年年比赛，赢了不少奖。据说北京城大水库的鱼，都认识他脑门上的皱纹。老朋友打趣，“你要是不当将军，说不定成了民间钓王。”这样浑厚中带点孩子气的老头，1999年夏天也悄悄走了。那年他八十四。

第三个要说的是吴德。这个名字比起汪、陈二位，也许不那么深入人心。他是河北人，早年做工会工作，后来在铁路和燃料工业部立稳了脚跟。一二九运动的时候他也是头面人物，颇有几分气节。“闷嘴葫芦”吴德其实是出奇能干的人。他在天南地北做官——河北、吉林、天津，统统干过一把手。

但吴德的个性，与其说是高调厉害，不如说是“干活不吆喝”。住在东交民巷时就喜欢躲起来练书法。门槛上落着一地黄叶，院墙外有小猫叫，他在屋里一写就是一天，字迹出奇地稳重。很难得，他做了这么多年官，临了没出什么幺蛾子，平平淡淡过了八十二岁。到老了子女也说，“父亲是个懂得退场的人。”想来，这世道变来变去，有点淡泊有点自持，也未尝不是一种本事。

第四位纪登奎。这个名字，离我们现代人有点远，他不是最响亮的那个。山西人，起初是从许昌宣传部干起来的。当年毛主席喜欢用基层干部，纪登奎就这么一步步被看上。别看1970年代他才五十出头，却硬是拍着胸脯管着国家大事，副总理一干就是大半辈子。

但纪登奎本质是个不善作秀的“老实人”。辞职后，他在西单住了一阵，又搬到灯市东口的小胡同。邻里们常说老纪爱跟人唠嗑，提着布袋下楼买菜。有时还不忘回老家看看田里的庄稼。人活着，留名不如留心。他每天闲着没事还让家乡来人汇报农村情况，抽烟常常断着续着，像是把心也熏黑了一截。可再正直也抵不过命运无常，1988年，纪登奎心一病，说没就没了，六十五岁，以后再没人唠那些旧事了。

最后一个出场的，是陈永贵——头顶“劳模”光环，说到底骨子里是个农民。他山西出身，大寨公社一把土，一把汗。那阵子领着乡亲们修水利、垦荒地，每年站在田头晒得比谁都黑。在当时，农民能爬到副总理，世间少有。他确确实实懂地里的事，粮食产量他挂嘴边儿，年年往上长。

陈永贵最可贵的地方，大概还是他的朴实。“我还是农民，吃的喝的都跟大伙念一根筋。”虽说身在高位，他一直领着县委会那点薄薪贴，怕家里孩子沾半点便宜。1980年，他也跟着主动辞了职。居北京东郊，自得其乐，田埂里遇到老乡还爱搭话，时不时给人出主意。老陈走了以后，据说东郊还建了个小碑，供人怀念。他七十二岁过世，留给世间的，除了一个朴实的背影，还有满地老玉米的香。

五个人，五条路。辞职那天之后，他们没谁再提权力，倒都有自己的“老年生活”：有人下棋钓鱼，有人认认真真写字做饭，有人出门遛弯儿，把一辈子都挂在街头巷尾。你要问历史给了他们什么？也许就是——人退了，故事没退。“英雄迟暮”这四个字，说起来总带着点悲凉，但仔细一琢磨，却也温暖；谁一辈子不是在高处低处中反反复复，尘埃落定后守住一点本真？

人有退场的时刻，可他们的痕迹，始终在。再厚重的档案卷宗里，存不下那闭门写字的寂静，也录不进钓鱼时河面微皱的清风——那些都留给时间和后人回味了。如今想起那年大会，屋外风那么烈，不知当时他们心里，是否也打着奇怪的旋涡？而这些年过去了，我们还会在不经意间，听见那些老人的名字，于无声处，再翻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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