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为新中国篆刻“开国大印”，没想到，交印时的一个细节令人钦佩

抖音热门 2025年07月26日 16:58 3 admin

1949年9月下旬，北京同古堂。“爹，这铜料，真就用这块？”“就这块！铸国印，半点马虎不得！”昏黄的灯光下，一位老人眼神坚毅，语气里透着不容置喙的权威。他就是张樾丞，一个即将把自己的名字与新中国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篆刻大师。

这可不是一次寻常的请托。新中国即将诞生，百废待兴，而象征国家最高权力的“开国大印”必须铸就。这项任务，神圣而又沉重。经著名学者齐燕铭的郑重引荐，周总理最终拍板，把这个天大的担子，交给了这位在治铜印领域堪称“独步一时”的民间高手。不得不说，这本身就是一种魄力。在那个年代，能为清朝末代皇帝溥仪治印，又能被康有为、梁启超、鲁迅、张大千等一众名流雅士追捧的匠人，屈指可数。张樾丞，就是其中最响亮的一个名字。

这位被寄予厚望的大师，并非出身名门望族，而是一个从琉璃厂学徒干起的苦孩子。他14岁入行，18岁便因天资与勤奋而出师自立门户，在北京开了家“同古堂”印铺。这地方，既是他养家糊口的营生，更是他以印会友、切磋技艺的沙龙。久而久之，从王公大臣到文人墨客，求他一方印，成了一种风尚。他的印，古朴大气，方寸之间，既有金石的厚重，又不失时代的风韵。

接到铸造国印的任务后，张樾丞几乎是把自己关了起来。他和儿子一起，不眠不休，先是从化铜、浇铸开始，为这枚未来的国印准备最完美的“载体”。材料备好后，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他 meticulously 设计了隶、宋、汉篆、秦篆四种字体方案，每一种都凝聚了他数十年的心血。方案通过中南海的同志层层上报，最终送到了毛主席的案头。

很快，批复下来了。毛主席圈定了“宋体”。这个决定，让张樾丞激动得连连称好。外行人可能觉得这只是个简单的选择，但在张樾丞这样的内行看来，这背后是天大的学问。几千年封建王朝，从皇帝玉玺到官府大印，用的几乎都是篆书。篆书古朴庄重，极具威严，但缺点也显而易见——寻常百姓看不懂。而宋体，方正清晰，通俗易懂，是属于人民的字体。毛主席选择宋体，正是“为人民服务”宗旨最细微、也最深刻的体现。这份感动，化作了张樾行夜以继日工作的无穷动力。

十几天后，一枚边长近12厘米、重达数公斤的方形铜印终于在他手中诞生。“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印”，九个宋体大字排列其上，气势磅礴。那天深夜，当他放下刻刀，疲惫与欣喜交织。可躺在床上，他翻来覆去，总觉得心头悬着一块石头。似乎，还有什么地方不够妥帖。

突然，他一个激灵坐了起来，想起了老师傅传下来的一条行规。治印行里有个老传统，印章刻好后，得先盖个印样给客户看，客户满意了，这笔生意才算完。可这是国印啊！国之重器，岂能随意落款？试想一下，如果这个印样流落出去，哪怕只是一个模糊的拓片，万一被有心人利用仿造，后果不堪设想。而且，制作过程中，经手的工匠不止他一人，谁能保证万无一失？

想到这里，张樾丞冷汗都下来了。他立刻起身，重新回到工作台前，拿起了工具。他做了一个常人难以察觉，却又至关重要的处理：他用独门绝技，将印章的四个边角，有意地向上做出微不可察的凸起。这么一来，这枚印章在没有经过最后处理前，是无法盖出完整、清晰的印文的。四个角会留下空白。

这个小小的改动，堪称神来之笔。它就像一道物理“密码”。只有在正式交付，由官方指定人员将这四个角精确磨平之后，这枚国印才能真正发挥其效用。这道“留边”的工序，不仅确保了在交付前，任何人都无法私自获取完整的印样，更体现了一位老匠人对国家安危的极致审慎与责任心。这已经超越了技艺的范畴，是一种近乎于“道”的职业操守。

当张樾丞将这枚“半成品”国印上交时，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在听完他的解释后，无不赞叹。这枚看似寻常的铜印，其背后的智慧与忠诚，远比它本身的重量更为厚重。中央办公厅要支付他一笔丰厚的酬金，却被他坚决地回绝了。“能为新中国治印，是我这辈子最大的福气，怎敢再收钱财！”言辞恳切，掷地有声。

这枚凝聚了无数心血的开国大印，从1949年10月1日起，一直使用到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完成其光荣的历史使命后，它被作为国家一级文物，静静地陈列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向后人诉说着那段峥嵘岁月。

张樾丞此后的人生，依旧低调内敛。他从未向外人主动炫耀过这段经历，哪怕在后来遭受不公待遇时，也始终守口如瓶。直到1961年他病逝后，友人在悼念文章中提及此事，经由官方媒体报道，这位“开国大印的镌刻者”才真正为世人所熟知。他的一生，就像他手下的金石，质朴、坚硬，却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刻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