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年生产队分给我一位北京女知青，洞房夜，她流泪求我帮她一件事

那年秋天，林舒雅终于回了北京。

她走的时候，我俩都没哭，就像当年她求我时，我也没问她为什么一样。有些事，打一开始就注定了结局。

整整八年，我替另一个男人，守着他的女人。村里人笑我傻，我娘骂我窝囊，只有我自己知道，土炕上的那盏煤油灯，见证了一个庄稼汉最笨拙的承诺。我守着的，不只是一个叫林舒雅的北京姑娘，更是我李建国这辈子，说出口就算数的三个字：我帮你。

这事儿，还得从1971年那个燥热的夏天说起。

第1章 黄土坡上的“分配”

1971年的夏天，热得邪乎。太阳像个大火盆，扣在咱们李家坳上空，把地里的高粱叶子都晒得打了卷。我叫李建国，那年二十三，是李家坳生产队里出了名的壮劳力，一个人能顶一个半使。除了力气，我一无所有，家里穷得叮当响，土坯房四面漏风，我娘常年吃药，能给我说上个媳妇，是她这辈子最大的念想。

可我们这穷山沟，谁家姑娘愿意嫁过来受苦？

那天下午，我正光着膀子在队里打谷场上扬场，汗水顺着脊梁沟往下淌，跟泥鳅似的。王队长叼着个旱烟杆，从大队部那边溜达过来，眯着眼瞅了我半天。

“建国啊，”他把烟杆在鞋底上磕了磕，“歇会儿，跟你说个事。”

队长的声音里透着一股子不寻常，我停下手里的活，用挂在脖子上的毛巾擦了把脸上的汗和麦糠。

“队长，啥事？”

“好事。”王队长嘿嘿一笑，露出两排被烟熏得焦黄的牙，“队里研究决定，给你解决一下个人问题。”

我一愣，脑子有点懵。个人问题？我最大的个人问题就是娶不上媳妇。

“看你那傻样！”王队长拿烟杆不轻不重地敲了下我的胳膊，“队里新来的那批北京知青，你见着没？有个叫……叫林舒雅的姑娘，家庭成分不太好，人又瘦，干不了重活。队里合计着，不能让她一个人单过，就把她……分配给你了。”

“分、分配？”我感觉自己耳朵里嗡嗡响，像是钻进了一窝蜜蜂。这年头，分粮食，分农具，没听说过还能分个大活人的。还是个北京来的女学生。

“就是让你俩搭伙过日子，结婚！”王队长把话说得斩钉截铁，“报告我都打上去了，公社盖了章的。你小子，算是捡了个大便宜！北京来的文化人，多水灵！”

我心里说不出是啥滋味。喜？好像有一点，像往干裂的土地里泼了一瓢水，瞬间就渗没了。更多的是慌。北京来的女学生，那得是啥样？细皮嫩肉的，戴着眼镜，说话一口“普通话”，能看上我这个浑身汗臭味的泥腿子？这日子能过到一块儿去？

王队长看我半天不吭声，有点不耐烦了：“咋？你还不乐意？这可是组织上的关心！那姑娘要不是家庭有点问题，能轮到你？赶紧回家拾掇拾掇，晚上就把人给你领过去。”

说完，他背着手，迈着四方步走了，留下我一个人站在谷场上，被太阳晒得头发晕。手里沉甸甸的木杈，头一次觉得有点拿不稳。

消息像长了腿，一下午就在村里传遍了。傍晚我收工回家，还没进门，就听见我娘在院子里跟邻居张大娘嚷嚷，嗓门高得能把屋顶的茅草掀了。

“……可不是嘛！北京来的！文化人！祖坟冒青烟了！”

我一进院，我娘就跟见了救星似的扑过来，拉着我的手，浑浊的眼睛里闪着泪花。“儿啊，娘这辈子……值了！你爹在地下也能闭眼了！”

我看着我娘高兴得满脸褶子都舒展开了，心里那点慌乱和不安，被强行压了下去。不管咋样，能让我娘高兴，这事儿就算没错。

屋子是早就腾出来了，是我爹生前住的里屋。一口老旧的木箱子，一张用高粱杆扎的铺盖，还有一张缺了条腿用砖头垫着的桌子，就是全部家当。我娘把她陪嫁时唯一的一块红布拿了出来，铺在土炕上，嘴里念叨着：“委屈人家姑娘了，咱家这条件……”

天擦黑的时候，王队长果然领着一个姑娘来了。

她就站在我家那昏暗的院子中央，瘦瘦的，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劳动布上衣，两条辫子垂在胸前。她一直低着头，我看不清她的脸，只能看到她紧紧攥着衣角的手，指节都发白了。

她就是林舒雅。

跟我想象中不一样，她没戴眼镜，身上也没有城里人的那种傲气，反而像一只受了惊的小鹿，浑身都透着一股子不安和……绝望。

“舒雅同志，这就是李建国，以后就是你男人了。”王队长指了指我，又对我一瞪眼，“建国，还愣着干啥？叫人啊！”

我嘴唇动了动，一个“媳”字在喉咙里滚了半天，愣是没喊出来。

“行了，人我交给你了。”王队长像是完成了任务，转身就走，“好好过日子，别给组织上添麻烦！”

院子里一下就静了下来，只剩下我、我娘，还有那个叫林舒雅的姑娘。我娘搓着手，咧着嘴笑，想上去拉她的手，又不敢。

“那……闺女，进屋吧，外头凉。”

林舒雅像是没听见，还是一动不动地站着。

我看着她单薄的肩膀在晚风里微微发抖，心里莫名地有点发堵。我走上前，离她三步远的地方站住，瓮声瓮气地说：“进屋吧。”

她这才抬起头。

借着从屋里透出来的微弱煤油灯光，我第一次看清了她的脸。那是一张很干净的脸，眼睛很大，很亮，就像天上的星星。可那双眼睛里，没有一丝一毫的光彩，全是灰蒙蒙的，像蒙了一层雾。

她看了我一眼，又飞快地低下头，声音细得像蚊子哼哼：“……嗯。”

那天晚上的“婚宴”，就是一锅玉米糊糊，外加一盘我娘舍不得吃的咸菜疙瘩。林舒雅一口没动，就端着碗，低头看着碗里自己清瘦的倒影。

吃完饭，我娘把我和林舒雅推进了里屋，用一床破旧的棉被当门帘，把里外屋隔开。临走前，她还趴在门帘边上，压低声音嘱咐我：“建国，对人家好点，别那么粗手粗脚的。”

我“嗯”了一声，心跳得像揣了只兔子。

屋里更暗了，只有土炕上那盏煤油灯，豆大点的火苗“噗噗”地跳着。林舒雅坐在炕沿边上，离我远远的，把头埋在膝盖里，肩膀一抽一抽的。

她在哭。

没有声音，就是那种压抑到极点的、无声的哭泣。

我手足无措地站在地上，像根木桩子。我不知道该说啥，也不知道该干啥。我知道，她不情愿。换成谁，一个在北京城里长大的姑娘，突然被扔到这穷山沟，嫁给一个素不相识的庄稼汉，都不会情愿。

时间一点点过去，外屋传来我娘均匀的鼾声。屋里的空气像是凝固了，压得人喘不过气。

我清了清嗓子，想说点什么，比如“你别怕”，或者“我会对你好”，但话到嘴边，又觉得特别虚伪。

就在这时，她忽然抬起头，那双哭得通红的眼睛直直地看着我，像是下定了天大的决心。

“李建国同志。”她开口了，声音沙哑，带着哭腔，但每个字都说得很清楚。

“嗯？”我应了一声。

她从炕上下来，走到我面前，然后，在我完全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噗通”一声，跪在了我面前。

我吓了一大跳，本能地往后退了一步，伸手就去拉她：“你这是干啥？快起来！”

可她死死地跪在地上，不肯起来，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颗一颗砸在冰冷的土地上。

“李建国同志，”她抬起头，满脸泪痕地看着我，眼神里全是哀求和绝望，“我求你，求你帮我一件事。”

第2章 煤油灯下的秘密

我长这么大，除了给我爹娘和天地下跪，从没见过谁给谁下跪的。一个北京来的女学生，我的“媳妇”，在我们的新婚之夜，给我跪下了。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像是被谁抡了一闷棍。手忙脚乱地去扶她，嘴里不停地说：“你快起来！有话好好说，你这是干啥！”

她的胳膊很细，没什么力气，但我使了老大劲，她还是执拗地跪着，不肯起来。那份固执，像一根针，扎在我心里。

“你不答应我，我就不起来。”她的声音不大，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决绝。

我没法子，只能蹲下身，跟她平视着。昏黄的煤油灯光照在她脸上，泪水纵横，显得那么苍白无助。我心里那点因为“娶上媳妇”而生出的模糊喜悦，瞬间被一种沉甸甸的压抑感取代了。

“你说。”我叹了口气，声音也放缓了，“只要我能办到，你先起来。”

她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眼睛里闪过一丝光亮，但还是没有起来。她看着我，一字一句地，把那个藏在她心底的秘密，像剥洋葱一样，一层层剥开在我面前。

她说，她不叫林舒雅，这是她为了跟家里划清界限，自己改的名字。她的真名叫苏婉，苏州的苏，温婉的婉。她的父母是大学教授，在那场运动里被打成了“反动学术权威”，现在还在牛棚里改造。她作为“黑五类”子女，能被允许来插队，已经是万幸。

她说，她在北京有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邻居哥哥，叫陈宇飞。他们两家是世交，早就订了娃娃亲。陈宇飞的父母虽然也受到了冲击，但情况比她家好一些，他本人也顺利进了工厂当工人。他们约定好了，等运动过去，等她父母平反，他们就结婚。

“我们……我们本来打算去年就领证的。”她说到这里，声音哽咽得不成样子，“可是，我的档案过不了审。街道办的人说，我这样的家庭背景，不能‘污染’工人阶级的纯洁性。”

为了能有个相对安稳的出路，也为了能保留一丝回城的希望，她报名下了乡。她以为，到了农村，天高皇帝远，她可以一边劳动，一边等待。可她没想到，现实远比她想象的更残酷。

因为成分不好，她被分到的都是最苦最累的活。因为瘦弱，她挣的工分连自己都养不活。更可怕的是，队里有些游手好闲的男人，看她孤身一人，总用不怀好意的眼光打量她，说些不三不四的浑话。

“王队长找我谈话，说……说把我分配给你，是为了‘保护’我。”她苦笑了一下，那笑容比哭还难看，“他说，李建国是队里最老实本分的庄稼汉，把你交给他，我们都放心。”

我沉默地听着，心里五味杂陈。原来，这场“分配”，在她那边是“保护”，在我这边是“关心”。说到底，我们俩，都是被时代洪流推着走的，身不由己。

“那……你求我办的事，是啥？”我问，心里已经隐隐猜到了几分。

她深吸一口气，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看着我的眼睛，无比清晰地说：“我求你，给我当两年的‘丈夫’，只当名义上的。我们做一对假的夫妻，你帮我挡住村里的闲言碎语，让我能安安稳稳地待下去。作为交换，我会把我每个月的津贴，还有我家里偷偷寄来的钱和票，全都给你。”

她停顿了一下，补充道：“而且，我需要你的帮助……帮我跟宇飞哥通信。信不能寄到队里，会被人拆看的。只能寄到县城邮局，我需要你……定期帮我去取，再帮我把信寄出去。”

屋子里死一般的寂静，只有煤油灯的火苗在轻轻地跳动。

我看着她，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我的脑子很乱。替另一个男人，守着他的女人。当一个名义上的丈夫，一个挡箭牌，一个……邮差？

这算什么事？

村里人要是知道了，唾沫星子都能把我淹死。我李建国，会成为整个李家坳最大的笑话。我娘要是知道了，非得气得从炕上跳起来不可。

可是，看着跪在我面前的这个姑娘，看着她那双充满哀求和希冀的眼睛，我拒绝的话，怎么也说不出口。

她是个可怜人。比我还可怜。我只是穷，但我是自由的。她呢？她像一只被折断了翅膀的鸟，掉进了我们这个陌生的山沟里，无依无靠。我如果拒绝她，她该怎么办？

我李建国虽然是个粗人，不识几个大字，但我爹从小就教我，做人得讲良心。

“……两年后呢？”我听见自己沙哑的声音问。

“两年后，政策也许会松动。宇飞哥说他会想办法，把我调回城里。到时候，我们就去公社办手续，就说……就说我们感情不和。”她的声音里带着一丝颤抖的期盼。

我盯着那豆大的灯火，看了很久很久。灯火的倒影在我瞳孔里明明灭灭，就像我心里的念头。

最终，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那口气，仿佛把胸口所有的犹豫和憋闷都吐了出去。

“我答应你。”我说。

然后，我又加了一句：“钱和票，我不要。你一个姑娘家，自己留着花销。信，我帮你取，也帮你寄。”

她愣住了，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泪水又一次涌了出来，但这一次，眼神里不再是绝望，而是难以置信的感激。

“你……为什么？”她哽咽着问。

我站起身，把她从地上拉了起来。她的手冰凉冰凉的，像一块冬天里的石头。

“没为什么。”我把她按在炕沿上坐好，自己则退到了桌子边，离她远远的，“你一个北京来的学生，跑到我们这山沟沟里，不容易。就当……就当是我这个本地人，照顾照顾你。”

我没说的是，在她给我下跪的那一刻，我就没把她当成我的媳妇了。我把她当成了一个需要人搭一把手的，落了难的远方亲戚。

“你睡炕上吧。”我指了指那块扎眼的红布，“我……我在地上打个地铺就行。”

说完，我抱起墙角的一捆稻草，铺在地上，又从箱子里扯出我自己的那床破被子。

她坐在炕上，呆呆地看着我做完这一切，眼泪还在无声地流。

那一夜，是我李建国的洞房花烛夜。我的“媳妇”在炕上，我在地上。我们之间隔着不到两尺的距离，却像是隔着千山万水。

我睁着眼，看着屋顶上那根黑乎乎的房梁，一夜没合眼。我知道，从我点头答应她的那一刻起，我李建国的生活，就再也回不到从前了。

而她，苏婉，那个把真名和真心都藏起来的北京姑娘，在后半夜，终于哭累了，发出了轻微而均匀的呼吸声。

在梦里，她会不会梦见那个叫陈宇飞的男人？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从明天起，我就要开始学着，当一个假的丈夫了。

第3章 “一家人”的日子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就醒了。常年干农活养成的生物钟，比鸡叫还准。

我悄悄起身，怕吵醒炕上的人。苏婉侧着身子睡着，被子只盖到腰，两条细细的辫子散在枕头上。睡着了的她，脸上没有了昨晚的惊恐和哀求，显得很安静，像个孩子。

我轻手轻脚地出了门，挑起水桶去井边挑水。

村里的清晨很热闹，各家各户的烟囱都冒起了炊烟，大人们的咳嗽声，孩子们的吵闹声，混杂在一起，充满了烟火气。几个早起的婆娘在井边洗衣，看见我，都挤眉弄眼地笑。

“建国，起这么早？新媳妇咋没跟着一块儿来？”张大娘嗓门最大。

“就是，北京来的姑娘，是不是还没睡醒？金贵着呢！”另一个媳妇跟着起哄。

我脸皮薄，被她们说得脸上一阵发烧，闷着头打了两桶水，一句话没说，挑着就往家走。背后传来她们压低了的哄笑声。

我知道，从今天起，我和苏婉，就是这个村子里的焦点。我们的一举一动，都会被人放在眼睛底下瞧着。

回到家，我娘已经起来了，正在灶房里烧火。看见我，她立马把我拉到一边，压低声音问：“咋样？那姑娘……还行吧？”

我娘的眼神里充满了期待，我不敢看她，只能含糊地“嗯”了一声。

“那就好，那就好。”我娘松了口气，“人家是城里来的，金贵，你可得好好待人家。以后家里的重活你多干点，别让她累着。”

我心里发苦，嘴上只能应着：“知道了，娘。”

苏婉是闻着早饭的香味醒的。早饭是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玉米糊糊，还有我娘烙的两个杂粮饼子。她从里屋出来的时候，眼睛还有点肿，看见我和我娘，显得有些局促不安。

“醒啦？快，过来吃饭。”我娘热情地招呼她。

她小声地叫了声“大娘”，然后就低着头，默默地坐到饭桌边。

一顿饭，吃得鸦雀无声。我娘想找话说，又不知道说啥，只能一个劲儿地给她夹咸菜。苏婉只是小口小口地喝着糊糊，我娘烙的饼子，她掰了一小块，细嚼慢咽了半天。

吃完饭，我娘要去队里喂猪，临走前还特意嘱咐我：“建国，今天你就别下地了，在家陪陪媳妇，带她在村里转转，认认门。”

我娘一走，屋里就剩下我和苏婉两个人。气氛又回到了昨晚的尴尬。

“那个……你不用管我。”她先开了口，声音还是细细的，“你去上工吧，我自己待着就行。”

“我娘让我在家陪你。”我说的是实话。

她低下头，抠着自己的手指，半天，才说：“李建国，谢谢你。”

“不用。”我摆摆手，“记着，以后在外人面前，别叫我全名，叫……建国。”

她愣了一下，随即明白了我的意思，脸上微微一红，点了点头：“嗯，建国。”

那一天，我俩就在那个小小的院子里，过得比陌生人还陌生。她坐在屋檐下的石阶上，抱着膝盖，看着院墙外那片光秃秃的黄土坡发呆。我则在院子角落里，修理一把豁了口的锄头。

我们谁也不说话，但彼此都知道对方的存在。空气里有一种奇怪的张力，不远不近，不冷不热。

到了下午，我实在憋不住了，觉得总这么着也不是个事儿。

“要不，我带你去后山转转？”我提议道，“那边的山坡上，能看到整个李家坳。”

她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

后山的路不好走，全是石头子。我走在前面，时不时地回头看她。她穿着一双布鞋，走得很吃力，好几次都差点滑倒。我下意识地伸出手，想拉她一把，但手伸到一半，又缩了回来。

我们是假的。我心里有个声音在提醒我。

爬到半山腰，视野一下子就开阔了。整个李家坳的土坯房，像一群趴在地上的土耗子，尽收眼底。远处是连绵起伏的黄土高坡，被夕阳染上了一层金色。

“真荒凉啊。”她看着远方，轻轻地说了一句。

“看惯了，也就不觉得了。”我找了块大石头坐下，“我们祖祖辈e辈都生活在这儿。”

她也学着我的样子，在旁边一块石头上坐下，我们之间隔着一个人的距离。

“在北京，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是在北海公园划船，或者去听一场音乐会。”她的声音里充满了怀念，眼神也变得很遥远。

我不知道什么是北海公园，更不知道什么是音乐会。我只知道，这个时候，地里的庄稼该浇水了，队里的牛该喂了。我们说着完全不同的话，来自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

沉默了一会儿，她忽然转过头看着我，很认真地问：“你……为什么会答应我那么荒唐的请求？你就不怕别人笑话你吗？”

我挠了挠头，想了半天，才说：“笑话就笑话吧，嘴长在别人身上。我就是觉得，你一个姑娘家，挺不容易的。再说，我娘……她一直想让我娶个媳妇，这样，也算是让她老人家高兴高兴。”

我没有说谎，这是我当时最真实的想法。

她静静地看着我，眼神很复杂，有感激，有同情，还有一丝我看不懂的东西。

“李建国，”她轻声说，“你是个好人。”

我咧嘴笑了笑，露出一口白牙。这是她第一次，没有用那种客气又疏远的语气跟我说话。

从那天起，我们的“家庭生活”就算正式开始了。

我们严格遵守着那份无形的协议。白天，在人前，我们扮演着一对略显羞涩的新婚夫妻。我会把碗里唯一的鸡蛋夹到她碗里，她会在我上工前，帮我整理一下衣领。晚上，回到那间小屋，她睡炕上，我睡地上，泾渭分明。

她开始学着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洗衣服，打扫院子，甚至跟着我娘学着和面。她的手很巧，虽然没什么力气，但学得很快。我娘嘴上不说，但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了。

村里人看我们的眼光，也从最初的好奇和探究，慢慢变成了习以为常。他们都觉得，我李建国走了大运，娶了个城里来的、文静又懂事的媳妇。

只有我自己知道，这一切都是假的。

每个月底，我会借着去县里赶集的机会，帮她去邮局取信和寄信。每次从邮局出来，捏着那个写着“陈宇飞收”的信封，我的心里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我把信交给她的时候，她会避开我，一个人躲在屋里看。有时候，看着看着，就会听到她压抑的哭声。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会默默地走到院子里，抽一袋旱烟。

烟雾缭绕中，我常常会想，那个叫陈宇飞的男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能让这么一个姑娘，心甘情愿地在这黄土坡上，守着一份虚无缥缈的等待。

日子就像水一样，悄无声息地流淌。转眼，秋天就到了。地里的庄稼黄了，我和苏婉的“夫妻”生活，也演得越来越像那么回事了。

我以为，日子就会这么平平淡淡地过下去，直到两年之期到来。

可我没想到，一场突如其来的高烧，差点把我们俩精心维持的假象，烧得一干二净。

第4章 高烧说出的胡话

入秋后，天气转凉得快。尤其是夜里，山风一吹，凉气嗖嗖地往骨头缝里钻。

苏婉的身子骨本来就弱，来我们这儿快三个月了，还是没适应北方的气候。那天，她跟着村里的妇女去河边洗衣服，不小心滑了一跤，半个身子都掉进了冰冷的河水里。

回来的时候，她脸色煞白，嘴唇发紫，一个劲儿地打哆嗦。我娘赶紧让她换了干衣服，又给她灌了一大碗滚烫的姜汤。可到了半夜，她还是发起烧来。

我睡在地上，迷迷糊糊中听到炕上传来一阵急促的呼吸声，还夹杂着细微的呻吟。我赶紧点亮煤油灯，凑过去一看，吓了一跳。

她的脸烧得通红，额头烫得像个火炉，嘴里不停地念叨着什么，眼睛紧紧闭着，眉头皱成一团。

“水……水……”她含糊不清地喊着。

我赶紧倒了碗水，小心翼翼地扶起她的头，一点点喂她喝下去。可水刚喝完，她又开始说胡话，而且声音越来越大。

“娘……我冷……”

“宇飞哥……宇飞哥，你别走……等等我……”

“宇飞哥”三个字，像一把烧红的烙铁，狠狠地烫在了我的心上。

虽然我早就知道这个人的存在，但从她嘴里这么清晰地喊出来，尤其是在这种时候，我的心还是像被什么东西猛地攥了一下，又酸又涩。

外屋的我娘也被吵醒了，披着衣服就冲了进来。“咋了咋了？闺女这是咋了？”

看到苏婉烧得不省人事的样子，我娘也慌了神，伸手一摸她的额头，惊叫道：“哎哟！这么烫！这可咋办啊！”

“娘，得赶紧送卫生所！”我当机立断。

我们李家坳离公社的卫生所有十几里山路，路不好走，又是半夜，根本没有车。唯一的办法，就是用人背过去。

“我来背！”我没有丝毫犹豫，找了件厚实的棉袄，把苏婉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然后在我娘的帮助下，把她背到了背上。

她的身子很轻，趴在我背上，像一团没有重量的棉花。但她滚烫的呼吸，一下一下地喷在我的脖颈上，让我心里发慌。

“建国，路上慢点！”我娘举着煤油灯，把我们送到院门口，声音里带着哭腔。

我点了点头，一头扎进了无边的夜色里。

山路崎岖，月光被乌云遮住，四周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只能凭着记忆，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山风呼呼地刮着，像鬼哭狼嚎。我把背上的苏婉又往上托了托，用尽全身的力气，加快了脚步。

她在我背上，一直没安生，一会儿喊冷，一会儿喊热，嘴里翻来覆去就是那几个名字：“娘”、“爹”、“宇飞哥”。

每当她喊“宇飞哥”的时候，我的脚下就像被绊了一下。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那种感觉，不是生气，也不是嫉妒，就是一种……憋屈。

我李建国，背着自己的“媳妇”，听着她嘴里声声泣血地喊着别的男人。这事儿，搁谁身上能好受？

可我又没法怨她。她病成这样，脑子都不清楚了。再说，我们本来就是假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憋屈？

我只能把这股子劲儿，全都使在脚上。我走得越来越快，汗水湿透了我的后背，和她身上传来的热量混在一起，分不清彼此。

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快点，再快点！一定要在她烧坏之前，赶到卫生所！

十几里山路，我感觉自己走了一个世纪那么长。等我终于看到卫生所那一点微弱的灯光时，我的腿已经像灌了铅一样，每一步都钻心地疼。

我一脚踹开卫生所的门，冲着里面值班的王医生吼道：“王大夫！快！救人！”

王医生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被我吓了一跳，看清我背上的人，赶紧过来搭手。

经过一番检查，王医生说，是风寒引起的急性肺炎，烧到了快四十度，再晚来一会儿，人就危险了。

打针，喂药，物理降温……我跟着王医生忙活了半宿，直到天快亮的时候，苏婉的体温才总算降了下来，呼吸也平稳了。

我一屁股坐在走廊的长椅上，感觉全身的力气都被抽干了。王医生给我倒了杯热水，拍了拍我的肩膀：“建国，你这媳妇，真是你从鬼门关给背回来的。你对她可真好。”

我端着搪瓷缸子，喝了一口水，苦涩地笑了笑，没说话。

苏婉一直睡到第二天中午才醒。她睁开眼，看到陌生的白色屋顶，愣了半天，才转过头，看到了坐在床边的我。

“我……这是在哪儿？”她的声音很虚弱。

“公社卫生所。你发高烧了，昨晚我背你过来的。”我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平淡一些。

她挣扎着想坐起来，被我按住了。“你别动，好好躺着。医生说你还得观察两天。”

她躺了回去，眼睛直直地看着我，眼神里有些东西，跟以前不一样了。

“我……昨晚……是不是说了什么胡话？”她迟疑地问，脸上带着一丝紧张。

我心里一紧。我知道她想问什么。

我看着她苍白的脸，和那双因为不安而显得格外明亮的眼睛，那一瞬间，我心里那些憋屈、酸涩，忽然就都烟消云散了。

我为什么要让她为难呢？她已经够苦了。

于是，我摇了摇头，很平静地撒了谎：“没有。你就是一直喊冷，喊着要喝水。”

她明显松了一口气，紧绷的身体也放松了下来。她看着我，看了很久，然后，用几不可闻的声音说：“建国，谢谢你。”

这一次的“谢谢”，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重。

我知道，有些东西，在我们之间，已经悄悄地改变了。虽然我们还是假的夫妻，但那份虚假的协议之下，似乎长出了一点点真实的东西。

那东西，叫作“情义”。

第5章 一封没有寄出的信

苏婉病好之后，我们之间的气氛变得有些微妙。

她不再像以前那样，总是刻意地跟我保持距离。有时候我从地里回来，她会给我递上一条毛巾；吃饭的时候，她会主动跟我聊几句队里的事，问问庄稼的长势。虽然话不多，但那间小小的土坯房里，开始有了一点“家”的味道。

我娘看在眼里，喜在心上，总是在我耳边念叨：“看见没，这才是过日子的样儿。两口子，就得有商有量的。”

我嘴上应着，心里却清楚，这不过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平静。我们的关系越是“融洽”，两年之期到来时的分离，恐怕就会越难堪。

转眼到了冬天，下了第一场雪。黄土高坡被盖上了一层厚厚的白被子，显得格外寂静。农闲了，村里人除了聚在一起聊天，也没别的事干。闲话，也就在这个时候最容易滋生。

我和苏婉“结婚”快半年了，她的肚子却一点动静都没有。这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农村，可是件天大的事。

开始是几个碎嘴的婆娘在背后嘀咕，后来，连我娘都开始旁敲侧击地问我：“建国，你跟舒雅……是不是有啥问题？要不，娘去给你求个偏方？”

我被问得满脸通红，只能找借口搪塞：“娘，我们还年轻，不着急。”

我知道，这事儿瞒不了多久。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

让我没想到的是，火，是从一封信开始烧起来的。

那天，我去县里赶集，照例去邮局帮苏婉取信。可这次，除了陈宇飞的来信，邮递员还递给我一封从北京寄来的信，寄信人是“苏振华”。

我心里“咯噔”一下。苏婉跟我说过，她父亲叫苏振华。

这封信没有寄到邮局，而是直接寄到了李家坳生产队，收信人是“林舒雅”。

我拿着信，手心直冒汗。队里的信件都是由会计统一领取的，免不了要被人过目。这要是被人发现，她跟北京的“反动”家庭还有联系，后果不堪设想。

我一路心急火燎地往家赶，把信塞给苏婉，压低声音说：“快看看，你爹来的信！怎么直接寄到队里了？”

苏婉看到信，脸色“唰”地一下就白了。她颤抖着手拆开信封，一目十行地看下去，眼泪瞬间就涌了出来。

“我娘……我娘病重了……”她泣不成声，“信上说，是心脏的老毛病，这次很严重，可能……可能撑不了多久了……”

我的心也跟着沉了下去。

“爹在信里说，让我无论如何，想办法回去见娘最后一面。”她抬起头，泪眼婆娑地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绝望和无助，“建我……建国，我该怎么办？”

回北京？谈何容易！

知青下乡，就像是泼出去的水，没有公社和县里开的证明，私自回城，那就是“逃兵”，是要被抓回来批斗的。更何况，她还是“黑五类”子女。

“你别慌，让我想想办法。”我安慰她，脑子里却一团乱麻。

那几天，苏婉像是丢了魂一样，整个人都蔫了。不吃饭，不说话，就一个人坐在炕上，抱着那封信，默默地流泪。我看着她一天天消瘦下去，心里比谁都着急。

我去找了王队长，拐弯抹角地打听，能不能给知青开探亲假。

王队长一口就回绝了：“探亲？想都别想！上面有规定，知青扎根农村，没有特殊情况，一律不准回城！再说了，她家那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让她回去，不是给我们生产队抹黑吗？”

我碰了一鼻子灰，心里又气又急。

晚上回到家，看到苏婉又在煤油灯下写信。我知道，她是在给那个陈宇飞写信，向他求助。

看着她专注而期盼的侧脸，我心里那股憋屈劲儿又上来了。为什么？为什么一遇到事，她第一个想到的，永远是那个远在北京的男人？我这个名义上的丈夫，在她心里，就只是一个邮差，一个挡箭牌吗？

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邪火，在我胸口乱窜。

第二天，我去县里给她寄信。在邮局门口，我捏着那封滚烫的信，鬼使神差地，做了一件这辈子都让我后悔的事。

我没有把信投进邮筒。

我把它揣进了怀里。

我不知道自己当时是怎么想的。或许是嫉妒，或许是自私，或许……是我潜意识里，不希望她离开。我告诉自己，陈宇飞一个普通工人，能有什么办法？这封信寄出去，只会让她空欢喜一场。还不如让她断了念想，踏踏实实地想别的出路。

可我知道，这都是借口。

回到家，我对苏婉撒了谎，说信已经寄出去了。她听了，眼神里又燃起了一丝希望。

看着她那充满信任的眼神，我的心像被针扎一样疼。

接下来的日子，苏婉每天都掰着手指头算，算着陈宇飞的回信什么时候能到。每到我去赶集的日子，她都会站在村口等我，眼神里充满了期盼。

而我，每次都只能对她摇摇头。

一次，两次，三次……她眼里的光，一点点地暗了下去，最后，彻底熄灭了。

她不再问我信的事了，也不再哭了。她只是变得更加沉默，像一尊没有灵魂的木雕。

我知道，我亲手掐灭了她最后的希望。

那个冬天，过得特别漫长，也特别寒冷。我和苏婉之间，隔上了一堵看不见的墙。虽然我们还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但心与心之间的距离，却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遥远。

那封被我藏起来的信，就像一个罪证，压在我心口，让我喘不过气来。有好几次，我都想跟她坦白，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我怕看到她失望和鄙夷的眼神。

直到腊月二十八，队里杀猪分肉，家家户户都喜气洋洋的。我提着分到的二斤猪肉回家，刚进院子，就看到苏婉蹲在地上，正用一根树枝，在雪地上写着什么。

我走近一看，心瞬间凉了半截。

雪地上，是两个歪歪扭扭的字：母亲。

她的眼泪，一滴一滴地落在雪地上，很快就结成了冰。

那一刻，我再也忍不住了。我冲进屋，从我藏东西的那个破木箱最底下，翻出了那封已经变得皱巴巴的信。

我走到她面前，把信递给她，声音抖得不成样子。

“苏婉……对不起。这封信……我没给你寄出去。”

第6章 黄土地上的担当

苏婉缓缓地抬起头，目光从雪地上的字，移到我手里的信封上，最后，落在我脸上。

她的眼神很平静，平静得可怕。没有愤怒，没有指责，甚至没有惊讶。那是一种比任何激烈情绪都更让人心寒的，彻底的失望和死心。

她没有接那封信，只是静静地看着我，看了很久很久。然后，她轻轻地问了一句：“为什么？”

这三个字，像三把锥子，狠狠地扎进了我的心里。

我张了张嘴，那些准备好的借口，什么“怕你空欢喜”，什么“他帮不了你”，在她的目光下，都显得那么苍白可笑。

“我……我……”我支吾了半天，最终，还是选择了说实话，尽管那实话听起来无比自私和卑劣，“我……我怕你走了，就再也不回来了。”

说完这句话，我羞愧得无地自容，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苏婉的嘴角，忽然向上牵动了一下，露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你以为，他真的能有办法让我回去吗？”她轻声说，像是在问我，又像是在问自己，“我给他写信，不过是……不过是给自己找个念想罢了。就像一个快要淹死的人，总想抓住点什么，哪怕只是一根稻草。”

她站起身，拍了拍衣服上的雪，看都没看我一眼，径直走进了屋里。

我一个人站在院子里，手里捏着那封没寄出的信，感觉自己就像个十恶不赦的罪人。凛冽的寒风吹在脸上，像刀割一样疼。

那天晚上，我们谁都没有吃饭。

我睡在冰冷的地铺上，翻来覆去，一夜无眠。我一直在想，我该怎么弥补我的过错。

天快亮的时候，我终于下定了决心。

我爬起来，找出家里所有的积蓄——那是我准备给我娘看病，攒了好几年的钱，一共是三十七块五毛钱，还有一些全国粮票。我把它们用布包好，揣进怀里。

然后，我走到炕边，看着苏婉的睡颜。在昏暗的灯光下，她的脸颊凹陷，显得更加清瘦了。

我俯下身，用只有我自己能听到的声音，说了一句：“苏婉，等我。”

说完，我毅然决然地走出了家门。

我没有告诉任何人，一个人徒步走到了县城。在县城的黑市上，我用所有的钱和粮票，换了一张去北京的火车票，还有一些假的公社介绍信。

我知道，这是在冒险。被抓住了，就是投机倒把，私自出逃，罪名不小。

可我顾不了那么多了。我欠她的，我必须还。

我托一个相熟的跑长途的司机，把火车票和介绍信带回李家坳，让他交给王队长，就说是我在北京的远房亲戚病危，我必须立刻赶过去。我知道王队长会怀疑，但我赌他不会把事情闹大。毕竟，苏婉是“分配”给我的，我跑了，他的脸上也不好看。

做完这一切，我跳上了那趟开往北京的绿皮火车。

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坐火车。车厢里拥挤不堪，充满了各种混杂的气味。我蜷缩在角落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找到陈宇飞。

我不知道陈宇飞长什么样，也不知道他家具体住在哪儿。我只知道苏婉信封上的地址，是北京第二棉纺厂的职工宿舍。

三天三夜的颠簸后，我终于到了北京。

北京比我想象中要大得多，也繁华得多。高楼大厦，宽阔的马路，还有满街跑的汽车，看得我眼花缭乱。

我像个无头苍蝇一样，四处打听，凭着一股子蛮劲儿，还真的被我找到了第二棉纺厂。

我在工厂门口，从天亮等到天黑，逢人就问：“同志，你认识陈宇飞吗？”

问了不知道多少人，终于，一个老师傅指了指不远处一个推着自行车，准备下班的年轻人。

“喏，那个就是。”

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那是个很高大的青年，穿着一身干净的蓝色工装，戴着一副眼镜，斯斯文文的。

他就是陈宇飞。

我冲过去，拦住了他。

“你是陈宇飞？”

他被我这个突然冒出来的、一身土气的庄稼汉吓了一跳，警惕地看着我：“我是。你哪位？”

“我叫李建国。”我直截了当地说，“我是苏婉的……男人。”

听到“苏婉”两个字，陈宇飞的脸色瞬间就变了。他把我拉到一个人少的地方，急切地问：“婉儿她怎么了？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我看着他焦急的样子，心里那点莫名的敌意，忽然就消散了。不管怎么说，这个男人是真心关心苏婉的。

我把苏婉母亲病重，她想回来看一眼，却走不了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当然，我隐瞒了自己扣下信件的事。

陈宇飞听完，一拳砸在墙上，眼睛都红了。

“这个傻丫头，这么大的事，怎么不早点告诉我！”他咬着牙，一脸的痛苦和自责。

“她给你写信了。”我低声说，“可能……寄丢了。”

“现在说这些都没用了。”陈宇飞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当务之急，是赶紧想办法让婉儿回来。”

我看着他，认真地问：“你……有办法吗？”

他沉默了。过了很久，他才颓然地摇了摇头：“我……我只是个普通工人。我找过所有我能找的关系，他们都说，婉儿的家庭背景是硬伤，谁也不敢碰。”

这个结果，在我意料之中，却还是让我感到一阵失望。

“不过，”陈宇飞忽然抬起头，眼睛里闪着一丝决绝的光，“办法是人想出来的。我没有办法，不代表别人没有。你等我一下！”

说完，他推着自行车，匆匆地走了。

我不知道他要去干什么，只能在原地等着。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天已经完全黑了，北京的冬天，冷得刺骨。我冻得浑身发抖，心里却燃起了一丝微弱的希望。

终于，陈宇飞回来了。

他不再是斯斯文文的样子，嘴角青了一块，衣服也有些凌乱，像是跟人动过手。但他手里，却多了一张盖着红章的纸。

“这是……什么？”我问。

“病危通知书。”他把纸递给我，声音沙哑，“我托人从医院开出来的，是真的。我又去找了厂里的领导，把我爸当年在战场上留下的一块奖章……送了出去。他答应，帮忙疏通一下县里的关系。”

他看着我，眼神无比诚恳：“李建国同志，我知道，让你一个大男人做这种事，是为难你。但是，为了婉儿，我只能求你。”

他把一张早就写好的纸条塞给我：“这是我们商量好的说辞。你回去之后，就拿着这份病危通知书，去找你们公社的领导，就说……就说你是苏婉的未婚夫，你们准备结婚了，现在丈母娘病危，你必须带她回来看最后一眼。这是人之常情，他们不好拦着。”

我愣住了。

未婚夫？

那我呢？我这个名义上的丈夫，又算什么？

陈宇飞看出了我的迟疑，苦笑了一下：“我知道，这会让你在村里面子上过不去。但是，这是目前唯一可行的办法。等婉儿回来，我会亲自去你们村，跟所有人解释清楚，把所有的责任都揽到我身上。”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郑重地说：“李建国，婉儿能遇到你，是她的福气。这份恩情，我陈宇飞记一辈子。以后，但凡有我能用得着的地方，你开口，我万死不辞。”

我拿着那份伪造的病危通知书和那张写满“谎言”的纸条，心里百感交集。

我千里迢迢地跑来北京，不是为了成全他们，只是为了弥补我的过错。可到头来，我却要亲手把她，推到另一个男人的怀里。

可是，一想到苏婉在雪地里写字时那绝望的背影，我就知道，我没有别的选择。

一个男人，活在世上，总得有点担当。

我点点头，对陈宇飞说：“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第7章 一场无声的告别

我揣着那份沉甸甸的病危通知书，又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回到了李家坳。

当我像个野人一样出现在村口时，整个村子都炸了锅。我娘抱着我嚎啕大哭，王队长黑着脸，把我叫到大队部，整整训了我一个小时。

我一句话没解释，等他骂累了，才把那份病危通知书，还有陈宇飞教我的那套说辞，原原本本地说了出来。

“……队长，我跟舒雅，其实一直没领证。她心里有人，就是她那个北京的邻居哥哥。这次她娘病危，人家那边想把她接回去，以后就在北京安排工作，结婚了。我……我不能耽误人家一辈子。”

我低着头，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说得很清楚。

王队长听完，叼着烟杆，半天没说话。他盯着我看了很久，那眼神，像是要把我看穿。最后，他长长地叹了口气，把烟杆在桌子上磕了磕。

“你小子……真是个傻子。”

骂归骂，王队长最终还是在苏婉的离村申请上，盖上了公社的大红章。

人之常un情，法理之外，总还有那么一点人情味。尤其是在“病危”这两个字面前，没人敢做得太绝。

我拿着那份盖了章的申请书回家，苏婉正坐在院子里，洗我们俩换下来的脏衣服。她瘦了更多，眼窝深陷，像是被抽走了所有的精气神。

我把申请书递到她面前。

她抬起头，看到那张纸，和上面鲜红的印章，整个人都愣住了，像是石化了一样。

“这是……”

“你可以回北京了。”我平静地说，“手续，我都给你办好了。”

她拿着那张纸，手抖得厉害，看了看纸，又看了看我，眼眶一下子就红了。

“你……你去了北京？”她声音颤抖地问。

我点了点头。

“你见到他了？”

我又点了点头。

她没再问下去。我们俩都心知肚明，这份申请书背后，意味着什么。

那一天，她没有哭，也没有笑。只是一个人在屋里，默默地收拾行李。她的行李很简单，就是一个旧布包，里面装着几件换洗的衣服，和一沓厚厚的信。

晚上，我娘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饭，算是给她践行。饭桌上，我娘拉着她的手，絮絮叨叨地说了很多话，眼圈一直是红的。

苏婉低着头，一句话不说，只是默默地往我娘碗里夹菜。

吃完饭，她把我叫到院子里。

“建国，”她看着我，眼睛在月光下亮得惊人，“这些年，谢谢你。”

她从怀里掏出一个用手帕包着的东西，塞到我手里。

“这是我所有的积蓄，还有一些粮票。我知道你娘身体不好，需要钱。你拿着，别拒绝。”

我捏着那个小小的布包，感觉有千斤重。

“还有，”她从布包里，拿出一支钢笔，“这是我爹送给我的。现在，我把它送给你。希望你……以后能用它，写自己的名字，过自己的好日子。”

我看着那支在月光下闪着光的钢笔，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第二天一早，我借了队里的牛车，送她去县城的火车站。

一路无话。

初秋的早晨，风已经很凉了。我们并排坐在牛车上，看着熟悉的黄土坡一点点地向后退去。

到了火车站，我把她的行李提下来。火车还没来，站台上空荡荡的。

她看着我，忽然说：“建国，你是个好人。你……会娶上一个比我好一百倍的媳妇，会生一堆胖小子，会过上好日子的。”

我咧了咧嘴，想笑一下，却比哭还难看。

“你也是。”我说，“回了北京，就别再想这儿了。好好生活。”

火车进站的汽笛声，尖锐地响起。

她转过身，头也不回地上了车。我站在站台上，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车厢里。

火车缓缓开动，我一直站着，没有动。

就在车窗从我面前经过的那一瞬间，我看到，她坐在窗边，正看着我。她的脸上，挂着两行清晰的泪痕。

她用口型，对我说了三个字。

我读懂了。

她说的是：对不起。

火车越走越远，最终变成了一个小黑点，消失在地平线的尽头。

我一个人站在空旷的站台上，直到太阳升得老高，才慢吞吞地往回走。

那年秋天，林舒雅，不，是苏婉，终于回了北京。

她走的时候，我俩都没哭，就像当年她求我时，我也没问她为什么一样。

有些事，打一开始就注定了结局。

第8章 煤油灯下的回响

苏婉走了，李家坳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仿佛那个清瘦的北京姑娘，从来没有出现过。

但我的生活，却被彻底改变了。

我成了村里人眼中的“傻子”和“”。他们当着我的面不好说什么，但背后的指指点点，像针一样扎人。

“辛辛苦苦养了快一年的鸡，就这么飞了！”

“就是，还自己跑去北京，把人家的情郎找回来，这不是缺心眼吗？”

“听说还把家底都掏空了，图啥呀？”

我娘更是气得大病了一场，躺在炕上，整天唉声叹气，骂我是“李家的罪人”。

我一概不理会，也不辩解。白天，我比以前更拼命地干活，把所有的力气都使在地里。晚上，我回到那间空荡荡的屋子，点亮那盏煤油灯，拿出苏婉送给我的那支钢行笔，和一本不知从哪儿捡来的小学生作业本，一笔一划地，学着写字。

我写的第一个词，是我的名字：李建国。

第二个，是她的名字：苏婉。

日子就像黄河里的水，浑浊而缓慢地向前流淌。

第二年春天，队里来了个好消息，说是高考恢复了。村里所有下乡的知青都疯了，没日没夜地复习。

看着他们，我总会想起苏婉。我想，如果她还在，她也一定会是他们中的一员吧。她那么聪明，一定能考上大学，回到她父母身边，过上她想要的生活。

又过了两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来了，土地分到了户。我靠着一身的力气，和我爹教我的那些农活手艺，把家里的几亩地侍弄得很好，日子渐渐有了起色。

我用攒下的钱，翻新了家里的土坯房，给我娘买了新药。我娘的身体好了很多，也不再骂我了，只是偶尔看着我，会叹一口气。

她还在为我没能留下苏婉而惋惜。

可她不知道，我从来没有后悔过。

人活一辈子，总得有几件认死理的事。我李建国不识几个字，也没什么大本事，但我认的理，就是“承诺”。我答应了她，要帮她。我做到了。这就够了。

1985年，我已经三十七岁了。经人介绍，我和邻村一个叫秀莲的女人结了婚。秀莲是个寡妇，带着一个五岁的儿子。她人很贤惠，也很能干，不嫌弃我穷，也不在乎村里的流言蜚语。

我们的婚礼很简单，就是请亲戚朋友吃了顿饭。洞房花烛夜，还是在那间小屋里。秀莲有些紧张地坐在炕沿上，就像当年的苏婉一样。

但我知道，一切都不一样了。

我走到她身边，握住她的手，对她说：“秀莲，以后，我们好好过日子。”

秀莲红着脸，点了点头。

婚后的生活，平淡而幸福。第二年，秀莲给我生了个女儿。我给她取名叫“思远”，思念的思，远方的远。

我开始教我的孩子们写字，用的，还是苏婉送我的那支钢笔。那支笔，我已经用了十几年，笔杆上的漆都磨掉了，但依然很好用。

我偶尔会想起苏婉，想起那个叫陈宇飞的男人。我想，他们应该早就结婚了，也许孩子都跟我女儿一样大了。他们生活在北京，那个我只去过一次的大城市，过着我无法想象的生活。

我们就像两条相交后又迅速分开的直线，各自延伸向了不同的远方。

直到1990年的冬天，一个邮递员骑着自行车，找到了我们家，送来一个从北京寄来的包裹。

寄件人是：陈宇飞。

我和秀莲都愣住了。

我颤抖着手打开包裹，里面是一件崭新的羊毛大衣，几本给孩子的课外书，还有一封信。

信是陈宇飞写的，字迹刚劲有力。

信里说，他和我一样，也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家庭。

我愣住了。他结婚了？那苏婉呢？

我迫不及待地往下看。

信的后半部分，才提到了苏婉。他说，苏婉当年回到北京后，母亲还是没能撑过去。之后，她把自己关在家里，拼命地读书。77年恢复高考，她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名牌大学。

大学毕业后，她没有留在北京，而是申请去了祖国最南边的一所山区小学，当了一名乡村教师。

信的最后，陈宇飞写道：

“建国，婉儿她……终身未嫁。她把一辈子，都献给了那些山里的孩子。我去看过她几次，她过得很清苦，但精神上很富足。她让我转告你，她这辈子，最感激的人就是你。是你在那段最黑暗的日子里，用你的善良和担当，保护了她心里最后一点干净的地方。”

“她还说，那支钢笔，送给你，没有送错人。她说，一个能用行动践行承诺的男人，无论在哪里，都是一个顶天立地的汉子。”

信纸从我手中滑落，飘落在地上。

秀莲捡起信，默默地看完了，然后走过来，轻轻地握住了我的手。

我什么也没说，只是走到窗前，看着外面白雪皑皑的黄土高坡。

我想起了很多年前，那个清瘦的北京姑娘，跪在我面前，流着泪求我。我想起了我背着高烧的她，在漆黑的山路上狂奔。我想起了那封被我藏起来的信，和她在雪地里写下的那两个字。

原来，我们都以为自己走出了那个时代，但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被那个时代，以不同的方式，刻下了无法磨灭的烙印。

我守了八年的，是一个承诺。

而她，用了一辈子，去回响那个承诺。

那晚，我把我跟苏婉的故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了秀莲。

秀莲听完，哭了。她说：“建国，你没做错。你和她，都是好人。”

我拿出那支已经用了十几年的钢笔，在煤油灯下，蘸了蘸墨水，在纸上，工工整整地写下了四个字：

无愧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