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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10-15 1
提到中国经济的下一步发展,很多人都会问:“过去靠低成本劳动力和房地产拉动的模式难以为继了,未来增长的动力在哪?”北大国发院院长黄益平在多个公开场合给出了明确答案: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是中国经济实现突围的关键路径。
这位深耕数字金融与经济增长研究的学者,用通俗的逻辑和扎实的数据,揭开了“全要素生产率”这个经济学概念背后的现实意义。
一听到“全要素生产率”,不少人会觉得这是个晦涩的学术名词。
其实黄益平在演讲里打了个很形象的比方:“就像两个人同样种地,都用10斤种子、付出同样时间,有人收800斤,有人收1000斤,多出来的200斤背后的效率提升,就是全要素生产率。”
从经济学定义来说,全要素生产率(TFP)是剔除劳动、资本、土地等直接投入后,靠技术进步、管理改善、效率提升带来的产出增长,也被称为“索洛残差”——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索洛提出的概念。
简单讲,它衡量的不是“投入了多少”,而是“利用得好不好”。比如两个工厂用同样的设备和工人,A厂靠更科学的流程每天产1000件产品,B厂只能产800件,A厂的全要素生产率就更高。
黄益平特别强调,全要素生产率可不是抽象的指标,而是实实在在的“生产力本身”。
它的提升直接意味着产业升级,背后藏着三个核心来源:一是效率改善,比如优化生产流程;二是技术进步,比如用AI替代人工;三是规模效应,比如产业链集聚带来的成本下降。
这三大来源,恰恰对应着中国经济当前最需要突破的瓶颈。
黄益平在《中国2049》研究中指出,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阶段,过去的增长模式遇到了“天花板”,这种“天花板”体现在两个关键变化上,而破解之道都指向全要素生产率。
第一个变化是低成本优势消失,过去几十年,中国靠廉价劳动力和大规模资本投入拉动增长,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全球很有竞争力。
但现在不一样了:劳动力成本逐年上升,资本投入的边际效益在下降,再靠“堆资源”换增长越来越难。美国前财长萨默斯就曾质疑:“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房地产拉动的时代过去后,中国能找到新的产业动力吗?”黄益平的答案是,只能靠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用效率弥补成本劣势。
第二个变化是产能过剩压力凸显,以前就算国内产能供过于求,还能通过出口消化,但现在全球需求放缓,这个“出口缓冲垫”变薄了。
黄益平认为,解决产能过剩不能只靠压缩供给,更要靠提升产品附加值——比如同样是生产汽车,以前造低端燃油车赚薄利,现在造高端新能源车赚溢价,这背后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差距。
中国汽车产业的逆袭就是最好的例子:从入世时的“一穷二白”,到2023年汽车出口量全球第一,连续9年新能源汽车产销全球第一,核心就在于技术创新带来的效率跃升。
更关键的是数据给出的警示,虽然近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保持增长,但和发达国家比还有差距。有学者测算,1979-1999年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为1.46%,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14.9%。
而黄益平指出,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中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通常能达到50%以上。这意味着,我们在效率提升上还有巨大空间。
在黄益平看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路径有很多,但创新是最核心的发动机,他明确表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是科技创新,最终要落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上。”
不过创新不是“一刀切”,黄益平特别区分了两种创新模式:模仿式创新和原创式创新。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技术基础薄弱,靠引进、消化、吸收国外技术实现快速追赶,这是模仿式创新。
但现在我国人均GDP已接近高收入国家门槛,距离国际技术前沿越来越近,“别人已经走过的路快走完了”,必须转向原创式创新,靠自主研发突破“卡脖子”技术。
但原创式创新面临一个现实问题:投入不少,产出不优,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R&D经费投入强度(与GDP之比)达到2.54%,在全球排第13位,科研人员数量也位居世界前列。
可为什么前沿性、原创性成果还不够多?黄益平认为问题出在“研发投入产出比”上。就像烧了很多煤,但锅炉效率不高,转化成的“热量”自然有限。
怎么提高创新的“转化率”?黄益平提出两个关键:一是要打通“产学研用”链条,让实验室里的技术能快速变成市场上的产品;二是要给企业足够的创新动力,尤其是中小企业。
他在研究中发现,数字技术能显著提升创新效率——比如通过大数据精准匹配研发需求,用AI加速实验过程,这些都能直接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光有理念不够,黄益平结合《中国2049》的研究成果,提出了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具体路径,每一条都瞄准了现实痛点。
黄益平反复强调,效率提升的本质是“资源用在刀刃上”。过去有些资源因为行政干预流向了低效领域,比如一些僵尸企业占用大量资本却创造不了多少价值。
他建议,要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让资金、人才等要素自然流向效率高、创新强的企业,比如银行贷款要更多支持有技术优势的中小企业,而不是只盯着大企业和房地产项目。
作为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对数字技术的赋能作用有深刻理解,他指出,数字技术不仅是新产业,更是提升传统产业效率的“工具”。
比如制造业用工业互联网优化生产流程,农业用物联网提高亩产,服务业用AI提升服务响应速度,这些都能直接推高全要素生产率。
他举例说,某家电企业通过数字孪生技术模拟生产过程,次品率下降了30%,这就是典型的效率提升。
原创式创新需要“试错空间”,黄益平认为制度环境是关键,他建议,一方面要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让创新者能获得应有的回报;另一方面要简化审批流程,鼓励新业态、新模式发展。
比如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快速发展,就离不开早期的政策扶持和包容试错,此外,还要改善研发投入结构,把更多资金投向基础研究——毕竟基础研究是原创创新的“源头活水”。
黄益平在演讲结尾说:“中国经济不是没有增长潜力,而是潜力需要通过效率提升来释放。”这句话点透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核心价值。
从本质上看,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是中国经济从“体量扩张”向“质量提升”的必经之路。
它不像房地产那样能带来立竿见影的增长,但却是更可持续的“内生动力”,就像中国汽车产业从“追随者”变成“引领者”,靠的不是多盖厂房、多招工人,而是技术创新和效率升级。
对普通人来说,全要素生产率也和生活息息相关:工厂效率高了,产品更优质便宜;农业效率高了,粮食更安全充足;服务效率高了,生活更便捷省心。
黄益平的研究告诉我们,中国经济的突围,从来不是靠“走老路”,而是靠“提效率”——这或许就是全要素生产率最朴素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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