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彬：纪念袁方先生～社会学重建时期的承前启后者

抖音热门 2025年09月10日 14:56 6 admin

【转眼间，袁先生离开我们25年了。在这25年的时间里，先生的音容笑貌不时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每当此时，心中就有一种暖暖的感觉。在那时的北大社会学系，我是和袁先生相处时间最多的人之一。因为那时我就蜗居在系办公室边上一个小房间里。每当华灯初上，大家下班了，楼道里就剩下我和老先生，他经常晚上九、十点钟才回家。时不时地，就在他办公室坐一会儿，聊几句天。袁先生那时已经六十出头，我则是刚刚三十左右的小青年。按说，袁先生的话不多，给人的印象有点不苟言笑，是比较严肃的长者，但由于是下班时间，从学术到生活，袁先生总是能用他带点湖南口音的三言两语，让你感受到长辈对晚辈的关心与期望。2000年，我离开北大不久，已80高龄的袁先生给我打电话，话也是不多，但有一句慢悠悠说出的话，我至今难忘，他说：你离开北大，我很伤心。就在几个月后，袁先生离开了我们。写到这里，我已经是热泪盈眶。深深地怀念袁先生。

下面转发的是我的好朋友，北大林彬博士追忆袁先生的文章】

今年是袁方先生（1918～2000年）去世25周年。我作为袁先生的学生，简单回忆一下我所了解的袁先生在中国社会学和北大社会学系重建时期做出的一些重要贡献。

一、终生致力以社会学专业知识，研究和促进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袁先生1937年考入西南联大社会学系，师从陈达、李景汉、潘光旦等前辈学者。他的本科毕业论文研究《昆明市的都市化》。他毕业留校后，作为陈达教授的助手长期进行劳工问题和人口问题的调查研究。1947年他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讲授“社会变迁”、“社会流动”等课程，并参加了青年学生青年教师的进步民主运动。他在50年代初期评为副教授，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院系调整后，袁先生随陈达教授调入北京劳动干部学校，从事劳动人口问题的教学研究。1957年，因参加陈达、费孝通、潘光旦等学者的恢复社会学学科的建议和讨论，他被打成右派，曾到北大荒劳动改造几年。1978年右派问题平反改正以后，袁先生在北京经济学院担任劳动经济系主任。

1979年以来，中国社会学等学科的重建提上日程，袁先生与费孝通、雷洁琼等学者积极投入社会学重建工作。1980年在北京大学筹建社会学系，1982年4月，经学校议决，社会学系正式成立，袁先生担任首届系主任。此后近二十年，他相继担任北京社会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学会会长（1991～1996年）、名誉会长等职。他始终以北大社会学系为家，兢兢业业，鞠躬尽瘁，为社会学事业，为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奋斗终身。

二、全面开展社会调查研究工作

1980年代开始，北大社会学系有费孝通指导的“小城镇研究”、“城乡发展研究”，雷洁琼指导的“五城市家庭研究”，还有袁先生指导的各种社会问题研究。1981年社会学系开始招收研究生。八九十年代，袁先生指导的研究生论文涉及各种问题，如“老年人问题”（刘永川、王勤）、“独生子女问题”（陈科文、风笑天）、“生育问题”（邓方、胡学辉）、“农村妇女和婚姻问题”（仇雨临、赵孟营）、“社会保障问题”（程为敏、杨晓）、“残疾人问题”（刘铁汉）等等。这些研究既要运用各种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也为社会学方法、劳动社会学、人口社会学、社会工作和保障等等分支学科的课程建设、教材建设提供了资料和基础。另外，社会学重建初期的研究生，经过培养，也成为全国各高校各单位的人才和骨干。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百废待兴，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相继展开。袁先生领导的北大社会学系积极配合和协助国家和政府有关部门的社会调查研究工作，为各方面的改革政策措施提供实证依据。

我所知道或参与的这类调查研究有：1984年 83级研究生周拥平、林彬等人协助国家科委在西北地区军工企业进行问卷调查。1985年北京市委组织部要进行干部选拔制度改革试点，请社会学系协助，袁先生派他的第一个博士生王汉生参与设计民意测评问卷、程序、方法。1986年，中央组织部推广这项改革，王汉生、林彬、仇雨临等研究生配合各地组织部门进行民意测评的调查统计工作。袁先生后来说，这项工作受到组织部门的好评。

1987年，袁先生派王汉生参加国家体改委、世界银行组织的全国乡镇企业调查，调查团队的成员大都是经济学者，王汉生推荐的问卷调查方法和实地访谈方法让他们感到新奇并受到重视。她后来以这次调查的资料数据撰写了她的博士论文。

1985年到1989年，北大社会学系配合和协助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社会室进行了多项社会调查研究工作。83级、84级、85级许多研究生都参与了调查。我所知道的有：85年全国物价改革的民意调查，体改所的王小强、杨冠三等人，北大社会学系的刘永川、林彬等人参加。85年全国企业领导干部调查，体改所杨冠三、白南风等人，北大林彬、杨晓等人参加。刘永川还负责这些调查的数据统计工作，他后来成为SPSS统计软件的专家。

1986年、87年进行的多项社会调查，有体改所的杨冠三、白南风等人，北大的彭玉生、杨晓、仇雨临、吴曲辉、何凡兴、84级阎焱、张杰等人参加。

八九十年代，袁先生领导的北大社会学系还与国家民政部、计生委、国家计委、劳动部、统战部、全国妇联等等部门合作进行了多项调研，许多本科生、研究生、教师积极参与。这些调查研究配合了国家的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改革的研究和实施，推动了社会学的调查研究方法和理论知识的传播，扩大了社会学学科和北大社会学系的影响，还为国家部委和各省市培养输送了许多优秀人才。

三、重建时期北大社会学系的各方面建设

在开展全面的社会调查研究的同时，袁先生还非常重视师资队伍建设、课程建设、教材建设等方面的工作。

80年代初期，我在系里读研究生时（1983～1986年），社会学系的教师是老、中、青结合，老一代社会学者韩明漠、华青等，中年教师江美球、卢淑华等是跨学科调来的，青年教师有夏学銮、高小远、王思斌、孙立平、杨小东等。袁先生充分发挥他们的个人兴趣特长，放手使用，给他们提供机会，加担子，并结合课程建设、教材建设，使他们很快成为社会学界的中坚力量。如韩明漠、王思斌为主要编写的《社会学教程》、卢淑华编写的《社会统计学》教材及其主讲的课程、华青在社会学史和社会学理论领域、江美球老师的“地理生态社会学”、孙立平的《发展社会学》课程等都在全国社会学界有很大影响。

在课程建设的基础上，还出版了一批有影响力的社会学教材。除了上述各位教师出版的课程教材外，我所了解和参与的是袁先生主导的“社会学方法类”教材编写。

从1986年我留校任教以后，袁先生让我和王汉生、风笑天收集国内外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的教材著作，整理聘请外国专家在北大的讲课记录，提供了王康乐、高小远在本系讲课的部分讲义，准备编写教材。

1987年，袁先生让我们和卢淑华、王康乐参加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社会学方法编”，该著作在1989年完成，1990年出版。

以后陆续出版了《社会调查原理与方法》（袁方主编、林彬副主编，1990）、《社会研究方法教程》（袁方主编、王汉生副主编，1997）、《社会统计学》（卢淑华主编、1989）等。

此外，袁先生还主持编写了《劳动社会学》、《老年学导论》、《社会指标与社会发展评价》等教材。他还支持了《中国社会思想史》（陈定闳著，1990）、《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杨善华主编，1999）等著作的出版。

八九十年代，袁先生进一步调入培养师资力量，建立了社会学理论教研室（华青、杨善华、谢立中等）、社会学方法教研室（卢淑华、王汉生、郭崇德、林彬、刘德寰）、应用社会学教研室（韩明漠、孙立平、张静等）、社会工作教研室（王思斌、程为敏、马凤芝等）。

1979年，国内社会学界意识到，由于取消社会学学科近三十年，我国社会学等学科落后于国际水平，因此“要补课”。袁先生在八十年代邀请多位国外学者来北大访问讲学，加强国际交流，并派遣出国留学人员，参加国际会议，翻译出版国外社会学经典著作和教材。

我所知道的邀请讲学的海外专家有，美国的克朗兰教授、张奚之教授、林南教授、郭文雄教授、澳大利亚的特曼教授、香港的李沛良教授等，他们大都是社会调查研究方法和社会统计学方面的专家学者。

从社会学系出国留学的教师有，杨小东、高小远、阮丹青、邓方等，本科生、研究生出国留学的就更多了。80年代末期，社会学系所引进的留学归国人才有，顾宝昌、马戎、李银河、王小波等。

袁先生也很重视与国内各高校和社科院的交流合作，如邀请人民大学的全慰天、南开大学的苏陀、重庆师范学院的陈定闳、湖南社科院的王康乐、北京经济学院的任扶善、袁伦渠、陈宇等教授学者来社会学系讲学。

1985年到1989年，袁先生还与国内各高校合作，共同促进中国社会工作的恢复重建，在北大建立第一个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成为全国社会工作重建的领军人物。他长期担任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会长、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等社会职务。

四、兼容并包、仁厚宽容的学者风范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前北大校长蔡元培提出的办学方针，袁先生在社会学系重建过程中也坚持了这一方针。这体现在各个方面。

上面提到他对系里老中青各类教师的放手使用，特别是对青年教师的包容，为他们提供成长环境。他对研究生、本科生也是如此。多年来，许多毕业的学生都提到袁先生宽厚仁慈的事例。

袁先生在指导研究生论文时也体现出兼容并包的风格。例如，王汉生的博士论文是基于对四个县上百家乡镇企业的调查，在对资料进行统计分析的同时，袁先生还提示她借鉴费孝通对全国村庄调查时的类型比较方法。我的博士论文是对北京郊区的一个村庄的历史变迁研究，上个世纪20年代李景汉先生在该村做过全面调查，80年代初期袁先生让81级研究生做过家计调查。我在88年至89年收集资料时，袁先生提示我借鉴严景耀先生在北京监狱调查时运用的深度访谈方法。另外，由于这一郊区村庄在80年代末期已经半城市化，而且在20年代也不是典型农村，因此我还收集了大量各个时期村庄调查的文献资料。在研究分析时，除了个案的追踪研究外，还进行各个时期的横向比较，增加了宏观历史视角。对我的设想，袁先生也给予包容和认可。其他研究生也提到，袁先生提倡思想自由的原则，允许各种不同观点的讨论。

袁先生师从陈达、李景汉等前辈学者，偏重调查统计，但他没有门户之见。他对社会学各个分支学科、各个学派、各种传承都很包容。他鼓励青年教师、研究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发展方向。因此到九十年代，北大社会学系除了在社会学理论方法、社会工作领域领先外，在西方社会理论、历史社会学、政治社会学、经济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社会人类学、人口社会学等等分支学科都有重要贡献。

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社会上也产生了一些新的社会问题，出现了一些风潮波动，有些青年教师和学生受到影响或挫折。袁先生秉持学术自由和学者的立场，对青年人默默地保护、宽容。

以上这些使我想起鲁迅先生所说的“中国的脊梁”，袁先生不是拼命硬干的人，他是埋头苦干、默默持守的学人。他不曲学阿世，而是润物细无声。

近代以来，中国经历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社会开始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袁先生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就立志研究和促进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其间他个人也经历过挫折打击。1978年以来他积极参与的改革开放进程，使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变，我国成为了现代化工业强国，这足以使他感到欣慰了。

“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然几十年时间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瞬，前辈学者已逝去，未来还要向信息化智能化社会发展，但袁先生传承的中国学人正直敬业的风骨和厚德载物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后人学习和继承的。